270位华人精英相聚法兰克福都聊了些什么？

王远力博士主要对汽车自主品牌的发展阶段、与外资品牌的合资合作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话题做出了相关解读。

他指出，自 2007 年起，汽车自主品牌先后经历了“振荡上升期”、“阵痛期”和“稳步爬坡期”三个发展阶段。

其中， “振荡上升期”的来临主要依靠 2008 年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然而，2010 年到 2014 年期间，受合资品牌价格和渠道下探的影响，自主品牌销量与市场份额连年下滑，不得不经历四年的阵痛期。

2014 年后，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才得以稳步提升，这主要是得益于自主品牌中 SUV 产品的发展。其中，以长城汽车为代表的自主品牌 SUV 汽车的销量表现极为突出。在产品结构上，自主品牌对 SUV 产品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王远力博士就此预测，在未来，SUV 产品仍将是增长贡献最大的细分市场。

但从 2018 年起，由于汽车市场整体遭遇车市寒冬，自主品牌也陷入了增长困境。与此同时，由于欧系和日系汽车销量的较大幅度的上升，自主品牌更是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令人欣慰的是，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这一细分领域上并不落后，甚至领先于一些传统汽车强国。王远力博士指出，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进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迅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主品牌与外资品牌的合资合作，使得合资车辆类型的重点由燃油车转向了新能源汽车。江淮和大众、 长城和宝马、广汽和蔚来、北汽新能源和麦格纳等的合作，都是很好的例证。

王远力博士强调，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和历练，自主品牌车型产品力不断提升，未来将有可能面向更高端的细分市场与主流合资品牌竞争。比如专注汽车内外饰的诺博汽车系统，已经着手对智能座椅的现有功能进行了深度的优化提升，更加关注用户体验。

随后，王远力博士对自主品牌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三点概括：

第一，优胜劣汰，自主品牌之间竞争以抢占市场份额；

第二，向上挤占弱势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

第三，进军海外， 从国际市场争取份额。

近日，王远力博士代表诺博汽车系统频繁来到德国慕尼黑进行合作洽谈与前沿办公室筹建的工作。在演讲的最后，他也向广大在德华人发出了邀请，希望有识之士可以加入诺博汽车系统，一起从事汽车轻量化、智能座舱、车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工作。

徐维东女士首先为大家介绍了中资企业在欧洲并购交易的发展和现状。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 2006 年中资企业在欧洲的并购案共计 40 起，2016 年达到 306 起的高峰，2017 到 2018 年，并购趋势有所放缓，数量有所下降。但无论并购趋势如何发展，中资企业对德国企业都青睐有加，德国标的平均占中资欧洲并购案中的 30% 以上。

徐维东女士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资企业在德国并购时的管理要求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无为而治”、“任其发展“，到后来主动思考“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另外，不同性质的中资企业在收购德国公司后的管理要求也不同，从国企到民企再到基金，不同买家对标的和员工的需求需要区别对待。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资企业对于跨文化管理人才的需求给在德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一， 语言是先天优势和先决条件。以中文为母语的团队在语言上有绝对优势，可以和中国股东进行无缝交流。

第二， 相较于国内股东更了解德国文化。当然，了解德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因人而异。

第三， 桥梁作用是“卖点”，也是在德华人需要不断自我发展的方向。桥梁通俗为连接两头的渠道，在德华人要做到“既懂这头”和“也懂那头”，并将两端对接、互通有无。

对于中资收购给在德华人带来的挑战，徐维东女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 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德国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否完成学业并不能衡量对德国文化理解的深浅。理解德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懂得德国人的思考方式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懂得他们观点背后的前因后果和文化背景。

第二， 国企和民企背后的企业文化是不同的，作为股东“出海收购”时对于员工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参与其中的在德华人要思考桥梁的另一头是谁，知己知彼从而更好的起到桥梁作用。

李常胜先生把企业并购比喻为买卖双方面对面推箱子，整个过程中充满着碰撞和角力。作为买方代表，并购负责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做个好买手。

海外并购的主要流程可分为以下几步：

首先，潜在买方在接到卖方顾问（投行或咨询公司）的交易意向问询后，如果认为标的合适，将对标的企业进行初步估值，参与第一轮投标；

接下来，卖方会挑选一部分潜在买方参与第二轮投标。买方委任专业团队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全面了解卖方标的企业的情况；

在进一步确定收购意向后，买卖双方在其律师团队协助下将会正面交锋，就并购交易合同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文本进行谈判。

在签约之后还需完成包括政府审批、反垄断申报等手续，并购交易才正式交割，买方成为标的企业的新所有者。

交割后的企业整合是并购交易成功的关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从战略投资者的角度看，李常胜先生认为在整个并购过程尤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在前期准备阶段，既应适当溢价又要客观估值，这样既能保证进入下一轮角逐又不至于在谈判时失去先机。由于并购本身蕴藏风险，争取企业内部支持和听得进不同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阶段，最应规避的就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买”和“买后应该怎么办”就盲目决定参与投标，具体表现为高估协同效应、涉足完全不相关的企业等。

在尽职调查和谈判阶段，需明确自己必须坚守的核心利益与可做妥协的谈判条款，知己知彼方能不败。其中，标的企业核心人员是需要费心思留住的核心竞争力，否则买来的企业犹如空巢、价值大减。在谈判阶段要避免患得患失或志在必得的心态，否则对方一路加价将令买方陷入被动。

在并购交割后的初期阶段，要抓住时机推动整合实现协同效应。过度强调平稳过渡或空降整个管理层都不是上策，混合管理团队是并购后过渡期的最佳选择。不要过度依赖“中国有市场，德国有技术”的“俗话”，双方企业需要通过磨合才能产生协同效应。

在演讲的最后，李常胜先生用十二字口诀总结了如何才能做一个好买手：“想明白”、“看清楚 ”、“争利益 ” 、“促整合 ”。有趣的是，作为一位德语学习专家，李常胜先生指出要摆脱将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孤立看待的旧习惯。他借用并购买手的口诀对德语学习的要点做了精辟说明：想明白为什么学德语，看清楚德语和英语之间的联系，促进德语、英语的资源整合，这样才能学好语言。

黄玮先生就汽车行业遭遇寒冬的话题，分析了德中两国汽车行业遇冷的原因与症结，并为在场的“汽车人”提供了相应的行业对策。

演讲之初，黄玮先生首先指出，德国主流媒体倾向于将本国汽车行业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于外部环境因素的不可控，如德国整体经济形势的低迷、来自美国的贸易制裁，以及特斯拉“非主流”汽车等前瞻性汽车概念的冲击等。

然而他认为，德国汽车业不仅存有“外患”，更暗藏“内忧”。 宝马五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试用氢能源，大众 E – Golf 早在十几年前就投入使用。尽管有所尝试，博世和三星于 2008 年合资建立的电芯工厂 SB LiMotive，也在 2012 年“离婚”收场。

在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汽车领域，德国反被中国弯道超车。黄玮先生认为究其原因 “不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而是安逸放弃了改变的勇气”。他指出，在全球思变的时代，汽车行业必须破釜沉舟，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反观中国汽车业，寒冬又从何而来？黄玮先生简述了中国汽车业的三大现状和症结：

第一，缺乏本土化的自主研发汽车品牌与研发完整汽车体系的动力。在中国 33 家专门从事汽车研发的品牌中，绝大多数都是合资公司，这些合资公司创造了 90% 的市场利润。

第二，以经济转型为目的支持汽车产业。汽车产业是复杂且多变的，需要许多配套的产业和设施，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一次性投资超于市场需求量的工厂，反而会导致每个工厂的饱和力不足，难以达到收支平衡。

第三，过于依赖政策补贴。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伴随着补贴的大幅减少，新能源汽车连续三个月销量下滑，与去年同期高速增长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

面对寒冬，中国“汽车人“的冬装又在哪里？黄玮先生将其对策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依靠增程式纯电动汽车落地电气化。黄玮先生强调，中国汽车走电气化是保卫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电气化并不仅仅是出于环保的考量，因涉及能源安全更应称之为国策。中国现在的石油储备只够 35 天，70% 的石油需求仍需依靠进口满足。

高品质、高效率的增程器就像是汽车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能使汽车更高效地利用能源，使电动车没有里程担忧，这样的应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第二，更多地着眼于智能化汽车的实际应用。如让汽车接客、取快递、去超市买菜和自发充电等。黄玮先生将智能化汽车比作“长了腿的手机”，认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出行和生活方式。

第三，专注于制造中国消费者买得起的好车，开拓可持续发展的汽车道路，而不是依靠补贴度日。

第四，依托国内巨大内需市场形成新的汽车生态链。

最后，黄玮先生提出，汽车的未来是“个性化“的世界。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定制一款儿时梦想里的汽车。想要过好冬天，汽车人要做的是抓住前沿科技、顺应发展趋势。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相信总会有“待到百花盛开满园春”的一天。

不同于前面四位嘉宾，冯建民先生的演讲并没有围绕行业的现状、趋势或是方法论展开，而是更多地关注了人生中的“诗和远方”。

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名登山者，向参会者讲述了自己过去三十年从留学、就业到创业的人生旅程，希望能借此帮助大家寻找到人生的方向以及创造幸福感的途径，为日益高涨偏颇的科技和商业氛围吹去一股清风。

1997 年在德国求学毕业后，冯建民先生首先进入德国德累斯顿银行从事金融产品基金管理，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银行雇员，过着较为安逸而富足的生活。然而在 2004 年，他却遭遇了银行倒闭，在金融市场大裁员的风波里被动沦为了一名失业者，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年。

冯建民先生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决定迎难而上，再造自己的人生。2004 年底，他在窘境中决定创业，建立了主打太阳能领域的法兰克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成立至今，业务已遍布德国及欧洲，并成功挺过了 2012 年来的太阳能产业危机。

冯建民先生告诉参会者，命运或许是不可选择的，但人生剧本的发展却是可以规划的，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中。就像 1991 年，他初来德国留学时，先是经历了自己喜欢的德国文学，而后为了就业生存，改学了医学和经济学。

冯建民先生指出，当我们遇到障碍时，可以选择迎接挑战，在角色的灵活变换中寻找适合自己、适应社会的出路。

那么该如何创造人生的幸福感呢？冯建民先生认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人生最大的幸福感并不仅仅在于物质的获取，更在于精神的“自由”与“富足”。前者只能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财务自由”，而后者则是判断一个人身心是否得到完备发展的重要依据。

中西方都有追求“全人生”的人生理念，即全面幸福的人生是精神、体魄、情感、事业和艺术等方面不断的融汇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持续收获更多自由和幸福，同时反过来促成工作事业的发展，给予我们新的视角、观念和高度。

最后，冯建民先生强调，要想追求到自由幸福的“全人生”，应遵循哲学家康德的行为准则：仰望星空的同时，心存道德律，做到：

第一，像登山者一样不断奋斗，不断攀登；

第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走自己的路，同时注意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第三，遵循契约精神，这意味着不论是对待自己、对待他人，还是对待社会、自然，都要保持真诚、追求和谐。

演讲之初，蒋红权博士询问了在场听众自己创业或者在创业公司工作的意愿。尽管今年的创业形势不容乐观，多数听众依旧表现出了对创业和创业公司的兴趣。蒋红权博士就从职业投资者的角度，对全球创业环境作出了分析，并为参会者提供了相关建议。

蒋红权博士首先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对全球创业环境做出了阐释。目前看来，美国创业项目的总融资规模仍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中国和德国。但近十年以来，中国风投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与美国的差距大大缩短，有望在未来赶超美国。而德国的发展始终较为缓慢，融资规模仅占美国的约五分之一，无法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中国总融资规模较大的奥秘在于创业投资项目的平均融资金额极高，远超美国和德国；但就数量而言，中国的创投项目仍有不足。

这意味着中国的创业市场并不缺乏资金，亟需的其实是创业项目的涌入。蒋红权博士提示，对于华人创业者而言，现在或许是创业的好时机。

全球创业环境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 Deglobalization （去全球化），这与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中国和美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国家作为中立区域，或可在未来更好地滋养创新创业。

随后，蒋红权博士谈到了他对创业者的期待。身为一名职业的投资者，他希望创业者至少能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 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对创业动机和方案作出独立的思考，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答案，这是职业投资者的蒋红权博士最看重的一点；

第二，超人的付出和能力，加上出色的团队合作；

第三，明确自己想成为“改进世界者”还是“改变世界者”。“改进世界者”只需对一件产品、一个项目做出 10% 的改进；而“改变世界者”却可以对产品和项目做出十倍、百倍的提升。前者更适合在体制内工作，而后者则需跳出原本的条条框框，投资者往往更期待后者的出现；

第四，既拥有创业灵感，又具备执行灵感的能量；

第五，具备出色的学习与应变能力，可带领初创公司快速迭代。快速迭代也是初创公司战胜大型公司唯一可能的突破点。

注：蒋红权博士在演讲期间推荐了创业书籍 Lean Startup 和 Blitz Scaling。两本书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创业逻辑，前者旨在告诉创业者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开发产品，后者则以创业规模为讨论重点。

当然，创业能否成功不但取决于创业者本身的素质，也在于创业者能否获得好的机遇。演讲最后，蒋红权博士向在座的参会者抛出了橄榄枝，他告诉台下的创业者，如果有好的项目，除了寻找银行的投资外，身为博世创业投资公司合伙人的他同样可以提供好的机遇。

马倩博士从事业、家庭和个人三个维度与我们分享了她的人生感悟。

马博士以自身经历分享了她在求学及职场中的四点心得：确立志向、自我定位、职业选择和知己知彼。     

第一，确立志向，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要明白自己的喜好，抱有自信与期待的态度迎接挑战。

第二，自我定位，懂得正确认识自我。做到不高估自己，也不进行自我贬低，发挥长处，适当补足个人短板。

第三，职业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清晰认识自己在不同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重心，通过自身努力学习以及与他人不断的接触交流慢慢获取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

第四，选择就业单位时，年轻人要深度研究面试单位的专业背景，做好充足的求职准备，慎重决定，勇于尝试。

谈及家庭，马博士认为合理有效的时间管理及勇于承担责任这两点尤为重要。平衡生活、家庭和事业时可以把每项任务当作项目管理来实践，时刻激励自己敢于承担不同角色带来的各种责任。

最后，在个人成长方面，马倩博士给出了三点心得：学无止境，不断精进；注重身体健康，培养良好作息；自我定位，放宽心态，遇事沉着。

除了投身工作事业，更要学会享受生活，发掘自身的兴趣爱好，感受生活美好的点点滴滴。

肖涵博士的演讲内容主要围绕 AI 技术发展的三大趋势、发展 AI 技术的原因及其重要性，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开源环境中面临的挑战三个方面展开。

针对 AI 的技术发展趋势，肖涵博士主要提及了以下三点：

第一，“从 0 到 1 的创新”转向“从 1 到 N 的工程化”。在浅度学习时代，大家对方法论各执一词。而 2012 年以后，深度学习的方法论逐步得到一致认可，AI 技术实现了大规模的工程化，由此涌现出一大批从事 AI 工程化的人员。相比之下，尖端人才却越来越少，这主要是由于 AI 人才的需求导向主要由市场决定。

第二，“智能”成本越来越高，新的产业链形成。出于成本原因，除了谷歌和微软等世界科技巨头外，少有公司有能力涉足深度学习领域，或有机会打造一款属于自家的 AI 产品，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他中小型科技公司或是创新公司没有出头的机会。肖涵博士预测，2020 年后，许多 AI 工程师会将 Pretrained Models（预训练模型）运用于各行各业的不同领域，借此形成新型的产业链，智能城市就是这一模型的一种典型应用。

第三，硬件层和框架层的日趋完善，端层市场（End-to-End market）碎片化。肖涵博士指出，硬件层的门槛较高，创业公司很难进入这一领域。再往上一层，则是深度学习的框架层。目前，框架层这一市场已进入红海，主要为来自谷歌的 Tensorflow 与 Facebook 的 PyTorch 两派占领，其他企业同样难以切入。

而最上层的端层应用市场还处于蓝海阶段，大家对于同一 AI 包裹的应用尚未达成统一回复，因此存在着大量的机会。此外，对于谷歌这类科技巨头来说，这一市场过于碎片化，他们并不会轻易切入这个“端”市场。

AI 技术开源在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问题的出现，但发展 AI 技术依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具体讨论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AI 开源的商业逻辑。一个软件在发展日趋靠近基础设施层时，势必需要实现开源，这是为了让产品更加公开透明，并借此获得客户的使用信任，从而进一步占领市场。此外，开源的本质其实是为了销售下端的云服务和计算平台。

第二，AI 开源是否能给企业带来好处。肖涵博士指出，AI 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好处，反而会使企业内部产生缝隙，形成技术壁垒与自己的一套 KPI 规则。而开源的目的则是为了消除壁垒，打破规则，这势必会对企业的 KPI 规则造成一定的反弹作用。

第三，开源到底是什么。肖涵博士给出了他认可的开源公式：开源 = 开放源代码 + 开放治理 （Open Governance）+ 协同 （Synergy）。开源并非纯粹的开放源代码，80% 至 90% 的开源贡献主要来自于开放治理。

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开源的路途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肖涵博士着重从现状出发说明了三点：

第一，中国企业的开源核心驱动仍停留在理想主义；

第二，中国面对国际质疑时缺乏有效的互动。在数据保护的问题上，中国往往采取回避方式，而不是积极回应；

第三，中国企业不熟悉国际技术社区的治理和协同规则。

临近演讲尾声，肖涵博士还强调，人工智能须依靠人类共同的进步，仅仅依靠单边力量取得进步是完全不现实的。最后，肖涵博士以德中人工智能协会的口号 “Advancing AI, Crossing Borders”（ 跨越国界，塑造 AI 未来）结束了本次演讲。

洪中博士的演讲主要面向德国的在职人士。他以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为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职场发展的三大策略：战略转移、主动出击及密集防守。

他指出，尽管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较为明显，仍然有许多好的机遇值得把握，尤其是一些全新的领域亟需人才。抓准方向，突破各重阻碍勇敢地转移到新领域，这就是洪中博士口中首要的职场发展策略——“战略转移”。

那么，未来哪一行业领域寄托着留德华人的希望呢？洪中博士援引了书籍《第三次浪潮》的内容，强调信息革命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就是机遇所在，这些领域能对人脑感知、储存、行动和思考的功能做出无限的延伸，因此具备良好的前景。

洪中博士认为，求职者可从自身的专业背景出发，结合当前信息革命的“九大技术发展方向”及其引发的“九大社会挑战”来确认职业的发展方向。理工科人士可从包括超大型（量子）计算机、智能芯片、区块链等方向进行探索，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背景出身的求职者则可以从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和货币主权等细分领域相关的社会问题里，寻找到合适的职业发展方向。

此外，洪中博士还提供了三个求职的小技巧：

第一，投简历重在 “投得少、投得准、投得好”， 申请质量决定一切，而非数量；

第二，请专业人士辅助准备应聘材料，以突出自身的亮点；

第三，广而告之，善用人脉。

在洪中博士看来，留德华人普遍存在一个求职误区，即认为在德国找工作无需“托关系”。实际上，特别好的职位通常都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得的。针对这一点，他建议求职要做到“广而告之”，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求职需求。

洪中博士提出的第二大策略“主动出击”针对的是面临企业裁员且有意跳槽的职场人士。

“主动出击”意味着求职者需认清哪些部门可能会被清除，并找机会主动进入有发展前景的项目部门。比如在传统产品线上的职员，可主动转移至前沿的产品线部门；从事长期项目的职员，可尝试进入“短平快”的项目；技术骨干人员则可以往管理层发展。

洪中博士提出的最后一项职场发展策略是“密集防守”，这要求公司职员不留把柄、不犯错误，严格按照领导的指令办事，同时成为在公司里最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最后，洪中博士强调，华人要想在德国职场顺风顺水，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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