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德国当教授"科研教育专栏主题活动 | 精彩回顾

范彦斌教授，佛山理工大学建设办公室主任，佛山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科带头人，德国南威斯特法伦应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范彦斌教授分享了他 31 年前公费来德求学，随后回国参与祖国重大航空研发项目并走上学术道路的历程。

谈及因选择佛山科技大学而获得的住房和项目资金，他毫不避讳，一秉鲁迅先生“文人亦应重视经济权”的思想表达了经济实力对科研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范教授语言幽默中透露着务实和乐观，给与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范教授向各位与会观众郑重介绍了佛山理工大学的筹建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及其对海内外高端学术人才的需求。建成后，佛山理工大学将成为一个以机械制造、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及材料工程等为首批专业的综合性理工大学。

冯晓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德工程学院院长。1996 年获德国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经济与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 至 1999 年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经济与组织科学系国民经济研究所任教授，兼职（Lehrbeauftragter）于慕尼黑大学。

冯教授首先结合自己在德国留学、生活的经历，和大家分享了回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考量。他指出，在德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应当结合自身的兴趣并认清双边的特点。比如在中国普遍拥有较大的 Gestaltungsmöglichkeit（发挥空间）。相比之下，德国各种制度体系设计相对完善，参与顶层设计的机会较少。

此外，冯教授认为，回国发展不一定非要紧盯双一流大学，也应该考虑普通大学。双一流大学虽然在项目申请等方面存在优势，但是在许多普通大学亦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普通院校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对较低，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机会。

对于有志回国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与会者，冯教授建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为回国发展做准备：首先，应该通过阅读新闻报刊和与国内的老师同学交流，时时关注国内人才政策的变化；其次，充分利用回国探亲访友的机会到国内的高校了解相关的最新资讯，努力做一个有准备的人；最后，冯教授还提到，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同学虽然有在海外科研经历的优势，但由于不了解国内的套路也可能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

比如中国高校普遍重视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德国的博士整体发表的文章偏少，如果打算回国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应注重文章发表并注意文章作者的排序等。只有了解并按照国内的思路发展，方能成为国内科研界认可的人才。

王林博士，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助理教授，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雅典娜青年学者教席。

作为杰出的青年学者，王林博士回顾了博士后期间曾面临的压力与迷茫。在他看来，要想成功地走上学术道路，首先应当坚定决心。如果并非期望走学术道路，在博士毕业后应当趁早进入工业界。

在坚定决心的基础上，大家应该在读博和博后期间有意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包括教学能力、学生管理能力、项目和 Funding（资金）申请能力等。

谈及申请教席，王林博士建议的最佳时间是博士毕业后 2 到 3 年左右，因为此时正是科研爆发力最强、产出最多的时机。

另外，王林博士提出，在申请教席过程中，不应局限于发表文章的展示，而应注意展示自己对所在科研领域的全局性的理解和未来研究方向前景的判断。同时还应重点考虑自身履历和目标高校科研的匹配度。比如，如果自身的研究长处能够填补目标学校短板学科的不足，将对获得教职有很大帮助。

迟力峰教授，苏州大学 FUNSOM 研究院特聘教授。1989 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0 年取得教授资格后就职明斯特大学，2012 年加盟苏州大学。

迟力峰教授充分利用她多年在中德两国当教授的经历，为我们总结了中国和德国两国学术环境的差异。

迟教授一开场便着重指出，在国内从事学术研究相比德国忙碌许多，打算回国进入高校、继续科研的年轻学者，应该在这个方面做足思想准备。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科研项目往往需要协调兼顾各个方面，变化较快，很多事情不容易提前计划，作为项目负责人也需要对上级负责，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安排时间。

另一方面国内的项目资源丰富，教授们本身就会同时管理、参与相比德国更多的项目。

此外，国内的教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人情社会，在国内高校的职业发展中，应该注意中国和德国发展阶段的不同。努力在动态中找平衡，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节奏。

傅晓明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哥廷根大学终身教授。2000 年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 2002 年起任教于哥廷根大学，2007 年初成为该校首位华人终身教授。

傅晓明教授另辟蹊径，从学术背景下的交流艺术这个具体的层面跟大家分享了他针对华人学生、学者的思考和建议。

他观察到，很多华人虽然在学术研究中勤奋踏实，但是在与外国同行交流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他把自己学术交流的艺术总结为四项基本原则和与导师交流、与同行交流两种具体场景，并把这些艺术嵌入到许多具体的方法之中，干货满满。

四项基本原则告诉观众在交流中应该真诚主动，有目的地寻找共同兴趣点并提前做好功课，做到有备而来。其中，傅教授强调的后续跟进交流中的承诺以建立信任，更是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在场观众交口称赞心悦诚服。

在与导师交流时，傅教授则强调，应多换位思考，积极参与课题活动的组织和讨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加分点。

最后，傅教授还分享了他与行业大牛交流的经验。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机会和行业大牛交流，在与他们交流时，应提前做好准备，多问细节，礼貌请求对方给予指导或反馈。

丁永健教授，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分会 (RSK-EE)委员。2002 年加入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担任教授前，曾先后于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和意昂电力工作 17 年。

在工业界浸泡 17 年，加上后来在应用科技大学当教授的经历，让丁教授成为探讨学界和工业界利弊取舍的最有说服力的人之一。

丁教授首先谈到了工业界经验在应用科技大学人才选拔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建议大家主动积累工业界经验。

应用科技大学侧重培养学生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基础研究。这一点有别于综合性大学。但需要注意的是，积累工业界经验的过程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工业界的项目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较大，不容易找到一个和自己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一致且连贯的项目。

另一方面，丁教授也提醒期望去大型工业企业从事科研的观众应摆正心态，做好成为一颗螺丝钉的准备。如果我们抱着追求突出、卓越的心态，去大型企业从事科研，往往难以找到存在感。

相比之下，在高校当教授从事科研工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较多的自由时间。以高校为平台，同时尝试一些科研以外的工作也能给人生增色不少。

孟立秋教授，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工业大学地图学终身教授。2006 年至 2014 年间曾任慕尼黑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

人的二十、三十与四十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是需要做出许多重大人生决定的阶段。孟教授认为，环境和我们自身都在不断变化，而职场就像是移动的人打移动的靶，尽管难度较高，但我们仍能在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里忽左忽右地朝着一个大方向前行。她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对他人的观察，总结出了十条给年轻人的建议，孟教授称其为“十不要”：

不要过于甘于平庸，使生活失去激情。

不要过于不甘平庸，若在一定的年龄后过于频繁变动生活和工作场所，对个人口碑、小孩成长等方面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不要过于追求卓越，一心与人比高低，只看到人生的高度、长度而忽视宽度。

不要错误管理自己的卓越才能，兼职过多难免造成过劳，失去学习和充电的时间。

不要过于短视，只追求对自己马上有用的知识和人际关系往往给人造成“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不好印象。

不要过于远视，而忽视了脚踏实地地做好眼前的事情。

不要朝三暮四，再坚持一下而不是轻易放下可能就能见到成功的曙光。

不要过于坚持，有时放下已经计划好的未来比计划一个未来更加重要。

不要对人不对事，而应正确对待批评。

最后一点，也是孟教授在现场特别强调、告诫观众们的做人准则，不要把做事的方式拿去做人。中国的外科之父裘法祖先生曾经说过：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不断学习、保持谦逊的做人态度是成事的重要条件。

张卫奇教授，明斯特大学医学系终身教授，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1987 年取得了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典卡洛琳斯卡学院以及德国哥廷根大学从事临床工作、医学研究和任教。

在张卫奇教授眼里，科研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他向大家分享了青年时代求学于多个欧洲国家的经历和体会：欧洲各国大学对人的修养、个性和学术能力的培养目标基本相同，而每个人在相似的环境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就必须用第一人称来思考问题，必须明白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适合做怎样的事。这不是自私，而是明确自己发展的方向。

在张教授看来，科研是一种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更需要很多的勇气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非主流”。

最后张教授用自己和行业大牛的交流经历再次强调：做科研，你必须有自己的故事。他送给与会的年轻朋友几句赠言，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找自己的故事和为自己所为。

杨斌教授，斯图加特大学终身教授，该校电子工程系及信号处理和系统理论研究所所长。16 岁高中毕业，18 岁到德国，23 岁完成 Diplom，28 岁取得博士学位，在 2001 年加盟斯图加特大学前曾在西门子公司从事多年研发工作。

在杨斌教授的经历中，机遇和认真做事是他成功走上学术道路的秘诀。

1978 年恢复高考后，无数人的命运被改写，而杨斌教授也抓住了这一机遇踏上学术的道路。认真做好学习工作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并在学术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这便是他学术职业发展“水到渠成”的原因。

此外，杨教授和观众们分享了多年企业和高校的工作的心得体会。他认为，学术界和工业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学术界，人们往往花费 80% 的精力来实现最后 20% 的结果。而在工业界，人们更加重视低成本和市场认可，往往用 20% 的投入去达到 80% 的成果。

因此，若是希望能够在德国当工科教授，应该理解并适应学界和工业界的区别。杨教授也建议在场的工科博士们除了注重在学术界的成绩外，也需要多多积累工业界的经验。

在圆桌论坛阶段，承接杨斌教授的演讲，各位嘉宾纷纷坦言虽然获得了教授的头衔，但事实上，他们从未对此做过具体的规划。不过他们都相信只要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教授之路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充满荆棘，除了嘉宾在演讲过程中已经提及的磕磕绊绊，这条道路上还零星地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烦恼与困惑。

作为一名女性，该如何在家庭生育与学术事业见获取平衡？如何处理博士或博士后期间的低谷期？在德国获取博士文凭后，却不敌具英美国家留学背景的竞争对手该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各位嘉宾同样给出了精彩的解答。

问题 1：我想请问孟立秋教授和丁永健教授，在德国高校担任领导岗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孟立秋教授：我当时获得行政职位，听说是因为有人推荐我。推荐我的原因是，在我担任教授期间，每次开会发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定有内容。后来我大概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在就某件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一定要先肯定对方的一些方面，然后进行补充。就是要用一个 YES 加 AND 的模式，而不是 NO 不加解释， NO 加 BACAUSE 或者 YES 加 BUT 的模式。

丁永健教授：第一个是不仅要完成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也要主动参与各种高校自治活动，主动为学校承担更多。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后，感觉在学术以外接触一下整体的布局也是挺不错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不用怕跟人打交道。比如在执行敏感的人事变动时不能畏惧。

问题 2：我想请问迟教授和孟教授，对于女生来讲，都会面临生育的问题，你们当时是如何抉择的呢？

孟立秋教授：我觉得在选择时间点时，必须要尊重人身体客观的情况，女性生育的生理年龄窗口其实是比较窄的。在拿到慕尼黑工业大学终身教授时，我刚好怀孕了。当时三十四岁，已经快赶上末班车了，本以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决定要孩子不要职位，慕尼黑工业大学却让我意外兼得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幸运。

迟力峰教授：我当时放弃了 MIT 的博后位置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为生育赢得一个良好稳定的时间窗口。不然我觉得人生便不够完美。

问题 3：我想接刚才的这个问题问在场的男教授，你们是如何兼顾科研和家庭的呢？

范彦斌教授：我的小孩出生较早，那时在国内的工作其实很忙，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小孩，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奋斗总是幸福的，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要相互协调，共同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人生可能同时面临最好的方案和最坏的方案，但你最后却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而这个选择也许就是潜意识里最让你幸福的方案。

丁永健教授：夫妻之间应该不能由一方一直为家庭付出，更应该各自拥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才能更好的找到生活的平衡。

张卫奇教授：如果学生现在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比较合适，我的答案是越早越好。因为人生没有哪段时间是适合生孩子的，任何时候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另外，我认为小孩必须要同时和爸爸妈妈一起成长，只有这样 TA 才能学会女性和男性不同的行为方法。

杨斌教授：我的意见也是夫妻双方应该做好 Abstimmung（协调），保持平衡。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我太太还是做出了更多的牺牲，我内心有数，所以现在不管我多累，我下班回家也会给我太太打下手做饭。

问题 4：在读博士或博后期间碰到长期的瓶颈期，该如何面对和处理由此产生的压力呢？

范彦斌教授：我们在中国高校有一个团队，如果是专业上的问题，可以在团队里面提出来一起分担探讨。

丁永健教授：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心情，也许科研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思路。

迟力峰教授：首先我也很赞同换一个环境，另外你必须有几个可以说话的闺蜜。最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书的最后一句话一直让我记了几十年：人生就是人生，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坏，睡一觉起来，迎着明天早晨的朝阳，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依靠自己的内心走出低谷，实际是最可靠的一个方式。

张卫奇教授：我其实是研究这个方面的。我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指出 Facebook 朋友越多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我补充迟教授的观点，一个人不仅仅需要“微信距离”的朋友圈，更需要有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朋友。因为很多感情交流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握手往往能达到语言无法达到的效果。

孟立秋教授：卡壳的情况有很多种，很多时候是学生选题的方向不对，以至于越走越窄，而教授其实很担心学生选择这个方向会走向死胡同，但是又不想扼杀学生的积极性，就让学生先试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和导师打开天窗说亮话。相信导师的视野总是宽一些，可以为你提供很好的帮助。

问题 5：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教授，该如何在时间分配上获得项目申请与科研间的平衡呢？我所在的高校非常重视和工业界的合作，在帮教授申请完一两个项目后，我的教授希望我大部分时间都能帮助他申请和管理项目，但是这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我很难专注在自己的科研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抉择呢？

张卫奇教授：我认为你应该直接和教授交流你的想法。中国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 “怕得罪人”，但其实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教授未必会知道你真正的想法。你可以在对现有情况进行分析后，向教授提出一个具体的规划方案。

孟立秋教授：我也很赞成张教授的观点。许多大教授项目较多，人手不够，可能无法留意到每一个人的时间安排，所以你应该主动和教授沟通。如果你的沟通比较有条理的话，往往在这里还能够得分。

丁永健教授：其实我认为可以充分利用项目申请的机会好好接触工业界，甚至积累跳槽到工业界的经验。正如我前面所说，工业界的经验对重回高校从事工科学术研究有很大裨益。

问题 6：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个“心魔“，就是我们受到了德国的教育，很难打破这个障碍去到英美。但在新形势下，仅凭在德国拿到的文凭，是很难在德国拿到教职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德国拿到教职的许多优秀人才都具备英美国家的留学背景，去英美国家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大势所趋。请问各位教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该如何打破自己的舒适区？

孟立秋教授：自从引入了 Tenure-Track（终身制）这个体制后，竞争的确变成了全球化的竞争，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与在英美国家取得学位的竞争对手相比一定会处于劣势。其实，我们最大的劣势是在 Mobility（流动性）方面，我们在读博和博后期间应该寻求时间窗口去满足 Mobility 这个条件。这是因为德国高校存在 Hausberufungsverbot (禁止留校任命)的人事制度，我们（慕尼黑工业大学）在上周有一个 Tenure-Track，最后表现最佳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可是我们就不能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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