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旧事”与德国华人职场发展 | 访赢创工业集团高级副总裁洪中博士

1977 年，18 岁的洪中正值高中毕业，政府分配他去了一家化学试剂商店做了一名普通的学徒。这一年，巨大变革已经悄然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个激荡的时代即将来临。

1977 年 9 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同年 11 月，570 多万人参加了考试，不到 30 万人被录取。当时洪中还没有想过参加高考，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洪中选择了工作。

那是一个变化剧烈的年代，社会风气日新月异，“科学知识也是生产力”一时间成为时代主流，政府开始大力树立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中国人的思想也随之迅速转变，洪中也被这样的气氛所影响，决定跟随潮流参加高考，继续读书。

1978 年，洪中报考黄浦区的业余大学，但因多门不及格而落选。1 个月后，业余大学特意为落榜考生开设了附属中学。一年后，他以优秀的成绩在这所附属中学毕业，并获得了业余大学免试入学资格。当时他的姐姐说：“业余大学总是业余的，应该通过正式的高考去上正规大学。”

1979 年，洪中首次参加全国高考，但遗憾落榜。谁知峰回路转，政府分配了一部分落榜生去计划外的走读学校，于是他选择附近的”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院“学习“工业电子自动化“，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本科学习。

1983 年，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分校合并成立上海大学，改名为“上海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洪中学习的专业还是属于机械工程类，但却因此和管理发生了关系。

毕业时，洪中的成绩在同系 300 名同学中名列第一。洪中当时觉得这样的成绩不考研究生有一点浪费，于是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去考上海最好工科大学的研究生。

同年，洪中报考上海交大系统控制系张钟俊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无奈考试又一次折戟沉沙。他被分配到上海卢湾区业余中学当了一名教师，教授电工原理。然而他没有放弃，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准备来年再战。

洪中第一次跨专业，是从本科的工业电子自动化专业转到硕士的系统工程管理专业。

当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系统工程相关的专业非常抢手。

70 年代末，钱学森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大力提倡“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很多学术界名流群起响应。

80 年代初，我国著名自动控制理论专家张钟俊教授在上海交大自动控制系成立了系统工程专业，与北京清华大学遥相呼应，因而有了 “北钱南张”之说。

当时的学术观点：“科学上，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工程学的手段发射卫星和火箭并且准确控制。同理，经济与社会也能够被精确控制。机械都可以被科学控制，为什么人类不行？”高校希望能将系统控制从工程转移到其他领域应用，并形成相应的专业。

1984 年，洪中再次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报考张仲俊教授的自动控制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一次洪中总分超过分数线，常规下可以顺利入学。

然而当年录取规则改变，洪中由于英语没有及格，再次落榜于自己的理想专业。

洪中被调剂到了“系统工程管理”的研究生班，但这个研究生班不在中央计划之内，学制两年，有学历无学位。洪中别无选择，于是接受了调剂。

洪中的求学之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挫折之后伴随着时来运转。悲喜交加的背后少不了别无选择的无奈。当时他自己可能也预想不到，三十年后的自己会成为德国化工巨头赢创工业负责 IT 战略的关键人物。 

同年，上海交大恢复建立管理学院并将系统工程专业纳入其中，于是他阴差阳错地从工程类专业转到了管理类专业。

从机院分院考入上海交大，洪中感叹自己学业上与其他同学存在巨大差距。当年交大管理学院已经是英文授课，对于英语不好的洪中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这难不倒善于学习的洪中，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洪中的成绩又成了全院第一，当时他在学校无法购置昂贵统计软件的情况下，使用 Excel 表格完成了上海经济预测模型的建立，顺利拿到硕士学位。

1986 年，硕士毕业前夕，洪中希望能够攻读博士学位然后留校。想到自己没有海外关系，英语也不是很拔尖，洪中并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只打算在国内读一个“土博士”。

当时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有两位正教授，四位副教授。只有正教授才能授予博士学位，洪中与另外五个考生竞争两个博士生位置。洪中的口试表现位列第一，然而笔试却发挥失常，名列第六。上交大招生办建议洪中再去试试还未招考的同济大学。

虽然洪中在上海交大学的是经济相关的系统工程，但和管理没有联系。面对同济大学的管理工程博士生考试， 洪中只能临时抱佛脚，拿着复习资料猛攻，最后顺利成为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江景波教授的门生。

1987 年，同济大学招了 36 个博士生，号称“同济 36 天罡”。

洪中入学半年之后，听到一个说法：“三届本科生”、“三届硕士生”。

“三届本科生” 指的是 1980、81、82 最初三年同济留德预备部自 1979 年成立后培训的第一批公费留德大学生。

“三届硕士生”指的是 1983、84、85 接着三届公费留德的硕士研究生。

随后出现了针对博士生培养的“三明治”项目（即联合培养博士生）：安排第一年在中国学习，第二年在德国交换，第三年回中国做论文。

一位德国教授来到同济大学，在大众汽车基金会支持下，研究一个课题：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的价格体制改革。该教授请江景波校长推荐一位学生去德国做 10 个月的协助研究。

当时江景波校长手下这三个学生中，第一名的同学虽然是学德语出身，但觉得 10 个月时间太短，于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另一名硕士生学习英语出身，对去德国的兴趣不大，于是也放弃了。

机会最后就来到了洪中这里。从外校考入同济的洪中觉得， 反正自己英语占优势，有去德国的机会，那就去看看吧。

1987 年 9 月，新学期刚开始，洪中便紧锣密鼓地学德语、准备签证。11 月洪中去北京参加了教育部的出国集训，为一个月后赴德做准备。

1987年 12 月 7 日，28 岁的洪中，第一次踏上德国这块充满未知的土地，开始了为期 10 个月的联合培养项目。洪中博士回忆道：“刚到德国又是‘两眼一抹黑’，国内学了两三个月的德语完全不够用，刚进入德语环境非常吃力”。

第一天就碰上教研室开会，因为时差和语言问题，洪中在会议期间昏昏欲睡。没想到十个月后，洪中凭自己的努力居然通过了大学的德语考试。

他在项目组的表现深受教授认可。于是教授决定将他在德国的研究项目延长到 1989 年夏天，论文也可以在德国完成，只需回国答辩即可。江景波校长也出乎意料地同意了这个提议。于是洪中在德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89 年，洪中继续在德国吉森大学 (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缩写为 JLU) 攻读博士学位。他的专业从最初的管理学又跨到了国民经济学 (VWL)，博士论文与财政学相关。

1995 年，洪中在攻读学业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教授很欣赏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于是他想办法帮洪中继续留在大学从事研究。

机缘巧合，当时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中心（原东欧研究中心）正好有一个 5 年的研究员职位空出来，教授决定将该职位交给洪中，让他做教授资格论文 (Habilitation)，希望洪中能朝着大学教授的方向发展。洪中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一直做到了 1999 年。

90 年代末，距离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从 1997 年开始，中国大陆成为对德国最具投资吸引力的亚洲地区。很多德国企业也开始关注中国市场。

德国经济部每年召开中德经济投资论坛，在此之前，经济部会委托研究机构来做基础性的资料准备工作，德国经济部亚太处的处长将这方面的部分工作委托给洪中所在的研究中心，作为投资论坛的第三方资源。

因此洪中和他教授的团队每年会给经济部提交一个报告，其中一个报告涉及中国沿海 14 个城市的投资环境，从大连到北海。洪中为此专门走访了这 14 个城市的开发区去做调研。

1998 到 1999 年，已经是不惑之年的洪中，开始思考未来。他当时考虑了以下两点：

其一，德国大学的国民经济学（VWL）教研室数量在减少，教授的位置越来越少；德国学生从90年代开始日益青睐管理学，经济学逐渐趋冷。

其二，当时教授属于公职人员（Beamter)，公职人员的位置基本不会给外国人。

因此洪中感觉，5 年论文做完后，自己可能不能留在大学当教授，必须及时另谋出路。

1999 年，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洪中接到当时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的聘书，出任经济学教授，参与筹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对话德国: 您在职场中的几次升职都是如何发生的？当时的内外因分别是什么？

洪中博士：我们先来谈谈内因。我偏向于走平面化的职业发展道路，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最多的信息，快速学习，并学以致用，通过各种跨界学习来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正的大师，并不是盲目地一味地深度钻研问题，而是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来阐述一个很复杂的事物，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外因方面，我认为在升职的阶段需要遇到一个好的“伯乐”。因此，我建议职场新人不仅要能够接受被动社交，更要去主动社交，跳出行业小圈子，进入更高的社会层面，积累高层次的人脉，来经营自己职场的上升通道。

对话德国: 您认为在德国企业工作的华人如果想进入管理层，甚至进入企业高层，通常会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洪中博士：随着就职于德国企业的华人数量日益庞大，如何突破职场天花板，一直是一个困扰年轻华人的问题。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开阔眼界，打破国籍和地域的限制，勇于和德国同事进行全面竞争，全面提升自身的能力。

其次，展示自我，将自信的一面展现在同事面前。通过平时细心地观察，做到具有战略全局观，能有逻辑分析的能力，能吸引他人并说服别人，从德国同事中脱颖而出。

在职业发展初期，大家比拼的是专业技术方面的硬实力，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软实力成为晋升高管的必备技能。简而言之，这种软实力就是一种以点带面、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思维。

对于升职的平台，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做市场的职员好比军队里在前线冲锋的战士，做技术的职员好比部队的后勤保障，做人事和财务工作的职员在外围予以配合。

这几类职员通往公司最高层领导的发展道路会各不相同，往往前两者在工作中更容易得到表现的机会，而后两者则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创造晋升的机遇。

因此，从个人角度而言，员工职场发展的定位非常重要。

对话德国：如今在德国从事专业技术领域工作的华人日益增多，各大企业里都有同胞的身影。对于从技术岗转向管理岗，您有什么建议？

洪中博士：这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一个切入点。比如可以从项目管理工作做起，逐步深入，适时调整自身的位置，从“士兵”迅速转型为“军官”。

而在接手管理工作后，工作应该“越做越粗”，而不是“越做越细”，要能够充分调动手下的“士兵”，使其各司其职，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需要注意的是，从技术工作切入管理工作的时间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对于年轻的职场新人而言，需要根据自身实力把握好这个转型的时机，切不可操之过急，亦不可踌躇不前。

对话德国：作为企业高管，您觉得在德国和在中国对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洪中博士：因为德国人和中国人从小接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以后天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尽相同。

德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好比一个中年人，很少能感受到有雄心壮志。很多德国人更看重一成不变的稳定工作，这一点甚至在管理层上也可以明显感觉到。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职业规划、投资、收入等方面的追求更加积极和主动。

总之，德国人安逸于稳定的工作环境，而中国人则向往更好的发展前景。

对话德国：您如何看待跳槽？对于目前在德国职场的华人，在忠诚度和动态的职业发展之间，该如何抉择？您对跨领域的跳槽持怎样的看法？

洪中博士：我认为四年左右是一个更换工作的合适周期。第一年“学”、第二年“用”、第三年“精”，第四年“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更换工作的最佳时机是前一份工作的巅峰期，因为我们要能够完美地将自己的最大价值体现在新雇主面前。

此外，如果在一份工作中，自己无法和领导保持相同节奏，我建议果断跳槽，寻找更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精力的分配上，我们需要用战略的眼光做综合考量。在注重工作内涵的同时，也要善于对自己进行包装，将出色的业务能力展现在领导和同事面前。在人际交流方面，要善于表达自我，抓住机会脱颖而出，博得领导的青睐。

对于跨领域的跳槽，我建议职场新人要时刻做好准备，应对诸如公司业务部门调整等“被动跳槽”。

如果有机会在工作专业和职位层级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建议选择后者，因为专业能力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得提升的，而职位升迁的机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对话德国：您觉得一名管理者需要具备什么重要素质？

洪中博士：在平常工作中，管理者往往需要站出来做一些重要决策，通俗地说就是领导要敢于拍板。为了果断地做出决定，我们必须要具备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

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熟读过一本书，叫《形式逻辑》，对我非常有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所有重要的判断准则实际都来源于为人处世的基本逻辑。我们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举一个工作中的例子：管理者在作决策前往往会征集多种解决方案。经过逻辑分析能快速合理地筛选出可行的方案，明显提高决策的质量。

对话德国：您曾任中国留德经济学会和德国同济校友会会长，您觉得参与此类协会的活动会给职场发展带来帮助吗？您是否建议在德国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协会、校友会的活动上？

洪中博士：我读书的时候曾参加过几个专业学会。虽然这类协会对职业发展的帮助有限，但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交流平台，我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于海外华人，有两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凝聚力不够，二是层次不高。

一些华人高管往往为了所谓的“避嫌”，不愿意招募同胞成为手下，这一点与美国、印度等国家相比，我们在观念上还需要改变。

我们需要像“对话德国”这样的华人精英交流平台，在对外展示优秀华人的同时，将新的留德华人凝聚在一起，携手成长，共同进步。

对话德国：您怎么看待留在德国和回国发展的选择问题？

洪中博士：留在德国好还是回国发展好？可能很多赴德的留学生都会思考这个问题。由于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思考方式也会不同。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深度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职场中，首位的是工作机遇，而不是地域上的限制。这个工作机遇可能在德国，也可能会在中国。

现阶段的海归大潮中，真正能够获得职场成功的人士还是凤毛麟角，而大部分的陪衬者会很快地留在被遗忘的角落。

对话德国：您在多次演讲中都曾提到华人在德国职场的八个“要做”和八个“不要做”，可以就其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给出更具体的建议吗？

洪中博士：我们的同胞已常年习惯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仅仅局限于自己手头的一亩三分田。我们要慢慢把这些坏习惯纠正过来，所以我们要做到“主动承担额外任务”。

此外，“完美掌握语言和文化背景”也十分重要，这也是增强自信心的重要一环。

最后，我们还要学会“讲故事”的本领，便于在工作中与德国人交流和沟通。

另外，我还想在关于“对事不对人”以及“做同事”的方面补充说明一下。

中国人之间做同事，往往越走越近，成了朋友。相比较而言，德国同事之间对朋友和同事的界限更加分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德国同事在公司争得面红耳赤，下班后依然可以在一起吃饭喝酒，自始至终保持正常的同事关系。在工作场合中，我们需要达到超越国籍的境界，不做国家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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