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笃志 | 对话欧洲科学院院士哥廷根大学傅晓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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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德国：2007年初您正式担任哥廷根大学终身教授，是该校建校270年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教授，也是当时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成为德国终身教授的路上，您觉得自身的哪个特点让您最为受益？

傅晓明教授：首先，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我对自己事业的一种信念。人在不同阶段可能都有不同的工作重心，但选择来到哥廷根就基本确定了我会走教授这一条路。这个坚定的信念也让我克服了一些困难走到了今天。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甚至去做一些与自己不搭边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不经意会得到一些反馈，这些反馈不一定对你的学业、事业有直接正面的帮助，但是借此培养了自己，也许对自己人生的下一步也有所裨益。

我想说的是，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把它做好，做好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支流，可能你就不小心选择了其中一个支流又将其变成了主流。也许与本来的事情无关，也许有很大关系，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事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功利心。

对话德国：您在2000年取得清华博士学位，之后来到德国，到您成为终身教授再到现在，您的事业、生活是否一切顺利呢？这其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傅晓明教授：其实我到哥廷根这几年是人生中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因为学校给我提供的环境比较好，感觉越走越顺。

但初到德国在柏林生活的一年半对我及我的家庭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与我的太太一起来到德国，她需要学语言准备攻读学位，我要正常地做博后研究准备找工作，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做。就跟你们这个年纪的迷茫一样，我那时也迷茫得一塌糊涂。

那时候，一是学术上的少产，在柏林一年半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二是除了为学校做项目，完全没有任何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的空间。我接受学校的要求去指导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的研究，最后发表的论文上却没有我的署名。唯一的一篇署名文章来自我直接指导的硕士生的硕士论文，还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以后才发表的。

最磨砺人的一部分就是合同三个月一签。尽管我后来了解到他们对德国人也是一样，但是我承担的是100万欧元的项目，而且实际上也只有我一人在做。所以后来我决定走的时候， 教授也很后悔，一个劲地说给我加工资，加到Group Leader（研究组长）的工资水平，并承诺与我签订长期合同。但是我说我已经决定了。

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了。

对话德国：您在上期访谈中也谈到了许多跨学科的尝试，也作为先驱者探讨了信息学科与社会学科合作的可能性。正如您所说，您一直坚持让自己走出舒适区，尝试全新的东西。可是，这样的风险通常都很大，请问您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阻碍？

傅晓明教授：尽管全新的尝试风险很大，但是德国的高校体制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在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学校给我提供的是助理教授的位置，这个助理教授是六年制的，六年期满就得走人。但是任期内，我可以自由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研究生涯中的第一次完全自由。所以无论是研究选题或是其它工作，我都任由自己天马行空地去做事，我可以自由定义，自由思考，可以去组织项目，可以去教课。除了按照学校的要求担任两门必修课的讲师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任意选择。

后来拿到终身教职以后，我更不用担心任何人追着我要成绩。我一个科研经费不拿，一个项目不拿，一篇论文不发，也没人扣我一分钱工资。所以时间点也对，我的心态也好。因此也得以在新的领域做出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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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德国：您已经带过许多硕士生、博士生，您能否对比一下中德两国学生的特点？

傅晓明教授：两个国家的学生都有优秀的和普通的，也都有不同的工作风格和思考模式。整体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听话，好好做事，目标明确，非常执着；而德国学生的时间观念非常好，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他都规划得非常到位，提前就把半年乃至一年的规划都写进日历里，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内就能非常专注于这件事。

德国人的专注不是功利性的专注，而是将这件事真正变成自己的事，他们觉得把这件事做好了就很好，而不在乎是否要被人认可。这一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希望得到表扬、拿到名次或者说得到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反馈，而他们是只要自己做好了，做广告也行，不做广告也行，有人表彰一下更好，没有表彰也无所谓。德国人是做实事的，这点非常值得佩服。我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虽然做事非常棒，解决问题也很有能力，但是交流和思考的模式有时候太单调。比如一个学生需要参加一个月以后的考试，他就会说因为我要考试，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为期两天的校友活动，他想要考1.0（笔者注：德国大学里考试取得1.0代表获得最高分），学业非常紧张，所以不能做太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对话德国：您对在德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呢？

傅晓明教授：从中国到德国读博的理工科学生要么是申请了奖学金，要么是拿到了德方提供的工作位置，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否则德国这边通常是不愿意接收的。学校愿意收下这些博士生，也是因为教授评估他们对课题组或者对学校是有帮助的。那么帮助体现在哪？博士生的价值又体现在哪儿呢？

当然，如果是跟中国业务相关的，教授肯定愿意用中国学生，因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懂得中国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

更进一步，中国学生能来到德国高校或研究所，就该明确自己来这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学生，是跟别的同事们一样在这工作的人，因此其他同事需要做的事中国学生也不应该避开。别人要参加各种委员会，去帮助组织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组织课题组每周的讨论会，担任助教的工作，准备设备等。中国学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研究工作以外的事情中，就能发现更多的空间。否则，来到这里，除了进了实验室、每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周期跟导师进行一次交流以外，与德国的工作环境就没有其它的交互了。中国学生需要将自己放在一个正常的工作人员的角度来思考你来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最要紧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主要是拿学分，为了毕业，但是做博士就是彻底两码事。无论这个工位是给你的还是给别人的，这都是一个工位，你就需要体现出你在这个社会里面跟别人一样的价值，而这个价值不仅限于学术。

对话德国：具体应该怎么去展现自己与别人一样的价值呢？

傅晓明教授：咱们中国来的博士生应该主动去想，如果一个德国人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做，你的博士班同学或者上一级的德国同学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参加招教授的招聘委员会，为什么要去参加各种管理活动，为什么要加入学校的各种俱乐部，为什么要去与社会打交道。这些方面我们其实非常欠缺。

我们中国学生常常参加中国人的烧烤或者家庭聚会，除了极少的跟导师的交流，购物用德语或英语，几乎都在中国圈子里，这是非常局限的，也非常影响事业的发展。如果想要长久和西方文化发生真正的碰撞，成为能跟他们竞争的人，就必须融入进去，做到对方能做的，而且比他们做得更棒。

准确说，这不叫融入，而是让你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成为主人公。

对话德国：您是2000年底来到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后才开始接触德语的，但您也提到过，您的工作语言多为英语，根据自身经历，您对在德工作学习的华人有什么关于语言的建议吗？

傅晓明教授：我觉得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大家不用老想着一定要语言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开口说话，说英语与说德语是一样的，只要开口的时候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你能与听众互动让别人明白你想说什么就足够了，用什么语言无所谓，这只是一个媒介。所以大家不必老想着自己一定要把德语学到什么水平。

说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德语好的话会对我帮助更多，而不好的后果便是更多的场合都用英语，与提高德语的想法相违背。当然我知道路还很长，一定要逐渐提高德语。读书时代我曾经翻译过两本英文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希望自己德语提高后也能真正翻译一两本德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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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德国：回到高校体制上，您提到德国高校自由的学术氛围为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针对中国高校的发展现状，您觉得德国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傅晓明教授：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一大问题是行政人员“想当然”。中国的行政人员，尤其是高校的管理层，很多是从辅导员等各类留校生里培养出来的，当然也有部分真正科研教学做得好的人兼任行政职务。行政人员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所以在制定政策时想的是怎样简化自己的工作，程序化各种流程。

将政策、流程过度简化造成了目前国内高校非常固化的评估体系：数SCI的影响因子，数会议级别，数文章发表在一二三四哪个区，数第几作者。在德国要是真的依靠数第一作者来评估，那教授岂不是完蛋了？因为这里除了教授自己写的少数文章，几乎不会有教授署第一作者的情况。所以在我看来，国内目前的评估体系是比较机械化的。

对话德国：那德国的评估体系是怎样的呢？

傅晓明教授：德国不进行年度评估，也没有完整的评估体系。核心思想是教授终身制，也就是说教授席位和相应资源一旦分配好了，一般不做大调整。当出现现有教授退休、离开或者去世的情况时，院系委员会根据学科特点和发展潜力决定是否保留原方向或者新设新方向教授席位，然后提议学校委员会批准，取消教席位置的决定一般由学校委员会与院系商议后共同作出。一旦该教席人选成功招聘并就任后，即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应该做的事情，涉及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因个人的兴趣和特点不同，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当然，中长期来看，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资源方面的调整。要是院系委员会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某教授五年或十年来只从事教学，不怎么热衷科研，既没有项目也没有文章也不怎么带博士生，那么很可能决定降低给这位教授的资源，比如减少国家配置的博士生位置名额和年度办公经费。要是学校发现一个院系很久没有招到足够的本科或者硕士生或者博士生，那也可能减少分配给该院系的资源，甚至回收一部分未来可能空出来的教席。

对话德国：我们了解到德国2006年启动了精英大学计划，这是否与中国国内提的985、211大学等有相似之处呢？

傅晓明教授：是的，精英大学计划，与国内的985或者说最近的双一流大学工程类似。但这类评估也只是一个项目而已，申请这类资源最多的是新的教席、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向和相关的一些配套举措。精英大学评估里最关键的是新的研究方向、方法及为此做出的战略和举措，而不是考核院系或者个人的文章总数、ESI/高引文章数或者各种头衔、各种实验室数量。最近我正好有幸参加了一个精英学科群的申请，这里面我们林学、农学、地学、生物、计算机、经管、社科等七个院系的20多个科学家一起合作，围绕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申请了五个新的交叉学科点和六个新的教席，每个交叉点又包括若干博士生和博士后的位置。整个精英大学项目申请则是在两个或更多精英大学群的基础上，描述一个大学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细则，由评估专家来考察其新颖性和可行性。

对话德国：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借鉴德国这种包括教授终身制在内的高校管理、发展模式合适吗？

傅晓明教授：中国现在体量已经很大了，我觉得研究型大学完全可以这样做。一般的学校由于实力还不够，因此在还没办法跟国际一流学校竞争的时候，也许还可以通过定量评估来给大家一点刺激。

但是研究型大学，所谓的“双一流大学”应该做的是让大家人尽其才，更自由地做事情，不要管束太多考核太狠，因为考核只会造成大家为了考核目标而做事。这倒不一定是造假，但是仅仅炮制这些数字还是各有手段的。中国人无论面对什么目标都能绕着弯去实现。比如为了选拔人才，学院有可能不断地把某几个“目标人选”的绩效变得非常棒，或者提前去打招呼把选票评分都评得很好。

其实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无意义的竞争，无意义的评估，每个人不得不去拼一个人才的帽子，拼一个项目的审批。基于中国人的聪明，文章数包括引用数这些指标就有更多的人为可能了。

德国这边没有评估，没有各种人才的名头，我们只有W2、W3（笔者注：德国教授分为三个级别，其中W1相当于助理教授，W2、W3客观上都是正教授），入职后也基本上没有在本校晋升的可能，一辈子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位置，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同学校之间的W2、W3教授也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有自由的心态，自主地选择我愿意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自信的人才会说我需要多几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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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德国：您认为中国、德国、美国三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策略有什么不同？

傅晓明教授：美国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们是精英教育，把一部分精英培养得非常强，这些精英就把握着美国的命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靠少数的几个州就能把美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总统的选票都抓在手里的原因，这是美国的风格。

而德国是把不同孩子的不同特性在适当时间提炼出来。比如小学毕业，老师会根据你的个性、个体发展等推荐你去读Gymnasium（文体高中）, Berufsschule（职业学校）或者Realschule（实科中学）等，老师根据对学生的观察来推断这个人适合做工程师还是做大学生等。比如大学生是比较综合的，需要很强的思考能力，所以在观察过程中他会去感知你是否具有对大自然的领悟力、对社会的领悟力、与人的交互力，并以此给出建议。

中国是夹在两者之间。中国有精英教育，但是，最初的教育体制以及各种社会体制的改革都没有照顾好弱势群体，所以产生了一群很穷的人，同时由于贫富悬殊太大，未受教育的那群人的孩子其实遭遇了很多不公。到了90后、00后这一代，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因为他们的父辈，即便是打工阶层，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积蓄，因此后辈就没有那么努力，文化、素质都没有提高。我觉得这一代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农民的孩子在农村长大，但没有一个愿意种田，而考学时父母少有能在身边照顾督促，最后只能去一个很普通的专科学校，最终也没学到什么真本事。所以我觉得农民的孩子是处境最糟的阶层。

对话德国：您的孩子现在在上幼儿园，这边的幼儿教育有什么特点？

傅晓明教授：作为一个父亲，我会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老师的反馈。我能感觉到我儿子在幼儿园的日子很快乐。

我觉得在德国成长的孩子非常幸福。任何的环境下小孩子都会有矛盾和竞争，大孩子可能都会欺负小孩子，但是德国学校的氛围是只要小朋友有一点点提高，老师就会不断鼓励他。这与中国提倡的小朋友一定要前几名才能有“小红花”有很大的不同。

对话德国：可以看出，德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傅晓明教授：对，我很喜欢德国的教育方式。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把整个社会的潜力挖掘出来，必须把分母做大，即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学习上不理想，他也应该往工业化的道路上进步一点，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钳工焊工，做一个能够学有所长的人。这样他就是社会中能出力的一分子，而不是荒废的一代。

我觉得中国学美国学得太狠了。其实中国可以学欧洲，尤其是德国。

我去欧洲各个国家都访问过，也带着小朋友去看幼儿园，因此了解他们体制上的优缺点。在欧洲，个人感觉法国不太适合中国情况，因为他们是半精英半平民的教育，他们的精英教育很特别，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小孩子就被迫为了考精英大学而去背一年的高考题目；北欧教育体制很好，但是北欧人口太少，基数太小，作为学习榜样的参考性不大。德国人口相对较多，阶层丰富，潜力无穷，非常值得中国这种人口大国学习，

中国的潜力在于中国社会每个人的个人意愿很强，如果能把这个大分母中每一员的活跃程度都提高一点点，竞争力将会变得极强。印度则相对困难，因为先天原因印度阶级固化更加严重，印度出国的孩子很多都是去学IT和理工科，目的就是摆脱贫困。

对话德国：您在《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中提到了您虽然出身贫寒，却把握住了很多的机会，通过一步步努力走到了今天的成功，所以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对那些家庭条件、背景相对一般的年轻人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傅晓明教授：积极乐观地看待社会、世界的各类现象，充满自信，这是最重要的。你的出生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信念走到这个高度。无论对待事业还是人生中的各类事情，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足够的信心去把握未来、把握自己的心，成功就在某个地方躲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来给你一个亲热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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