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期 | 终身教授到国际顶尖大学副校长 | 华裔女性演绎的“另类”人生

“当我没有可比性时，我是自由的，可以完全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做事。

对话德国：孟教授，您于1998年受聘于慕尼黑工大土木学院，担任航空摄影测量和地图学研究所所长，您的到来使得该学院自成立130年以来首次在教授团队中出现了女性与外国人。请问，这个“双重身份”对您后来的事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孟立秋：坦率地讲，在我应聘土木学院教授一职时，我并不知道该学院没有女性也没有外国人。任职以后，才发现这个情况，这时也由不得我多想了。

这种双重的特殊身份，对我个人事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无法量化。但它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自由设计空间。因为我没有可比性，所以我爱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这种自由化管理与我的个性非常吻合，使我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壮大”。

对话德国：这个“双重身份”是否给您带来了一些额外的任务呢？

孟立秋：1999年起，欧盟的学校开始进行“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zess）的教育改革，其中除了促进欧盟内人才的流动性以外，也把提升女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提到议事日程上。我在任职后不久就被卷入这一改革大潮，首当其冲地在各种委员会中扮演特殊角色。比如，为了鼓励外国学者和妇女竞聘学术带头人的岗位，TUM规定每一个教授招聘委员会里既要有异域文化背景的成员，又要有至少一名妇女代表。具体落实时，我就成为了“最抢手”的教授招聘委员会成员，我得到的“特殊优待”就是要比大家倒贴更多的时间。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些角色都锻炼了我。“双重身份”迫使我承担更多的任务，而我也在这个任务累加的过程中成长。这是“双重身份”带给我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它让我明白， 那些看似不可负担的砝码，分多次逐渐施加在你身上时，你可能就会觉得还有空间，还有空间，而人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掘。

“当学院中出现了我这个“另类”，男教授们才开始思考：未来发展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话德国：这样一个“双重身份”，对于土木工程学院或者说慕尼黑工大来讲，有什么直接以及后续的影响呢？

孟立秋：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一个文化冲击。我相信，在一个一直由男性教授把持的工程类学院里，出现女性，出现外国人，最初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

要说影响，从整个学院发展的角度来讲，新身份的出现证明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学院的教授队伍中不再是清一色的男人，也可以有妇女，甚至可以有外国人。因此，学院的人才多元化发展一下子进了两步。我事后得知当时的决策过程很不容易，需要勇气。

对话德国：男教授们对您是否会有特殊优待呢？

孟立秋：男教授们要以什么态度与我相处？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他们应该与我平起平坐还是以一种略显居高临下的友好姿态？我想，两种态度我都体验了，这也是一个逐渐适应互相磨合的过程。

对话德国：您的出现是否也让学院后来有了更多的女教授？

孟立秋：不得不承认，由于行业特色，不可能指望未来短时间内就有很多女教授。学院中陆陆续续出现过其他女教授，比如在一些副教授职位、与协会联合的职位上。但是目前真正在学院中担任全职的女性教授依然仅我一个。

尽管如此，我的出现对学院带来的是正面的影响。大家因此知道，未来的路子打开了。如果外国学者了解到这里有中国的女教授，他们自然会认为这个学校是相对开放的，因此会乐意到这里求职，所以这对于学院以及学校的声誉是一个加分项。

对话德国：慕尼黑工大官网上说，女性教授在全校教授中所占的比例是17%。我们也看到MIT的比例是22%，ETH是13%，牛津可能更少一些。不难想象，在您那个时候，全校的女性比例肯定就更少了。

孟立秋：是的。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性教授论坛”（Professorinnnen Forum），男教授们经常打趣我说，你们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呢。其实不止，我记得所有C3、C4级教授加起来一共有8个。令我感到惊喜的是，这8个女教授都有正常的个人生活，所谓正常，就是除了教学科研，还有其它的生活乐趣。比如大家在一起会不约而同地谈论孩子，以及工作以外的其它业余爱好。这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团体。

“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不能装懂，我知道的东西我也不会装不懂。

对话德国：您在2007年时，参加了慕尼黑工大副校长一职的竞选，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参加竞选时的心路历程吗？

孟立秋：简单讲，当时我并没有步步为营要去当副校长，而是有其他同事将我推荐给了校长，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参加竞选。我请校长给我点时间考虑。校长说别犹豫了，就凭你除了过硬的教学研究水平以外还能轻松驾驭四五种语言的特点就让我们拜仁人相形见绌。他非常鼓励我参加竞选。

TUM在这方面的确很有前瞻眼光，非常开放，允许我预支充分的信任，令我感动。如果不是校长这么以诚相待，我绝对不敢接招。之前我沉浸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从未想过去接近校长或其他校领导。即便校长每年总有几次参加我所在学院的教授大会，我也尽量坐在一个不显眼的，方便溜出去接孩子的座位上。

在校长的约谈后，我依然警告自己不要因为他的一番鼓励我就马上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不知天高地厚了，因为我的行事风格并不属于大胆冒进的类型。我也深知英美体制里华裔有了几代移民的积累，有足够的底气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而在德国尚无先例。我来到TUM担任Lehrstuhl（德国大学体系中的教席）已经为改革开放后留德的华裔破了纪录，同时也为德语区大地测量工程学科的女性破了纪录。我总不能一人占尽“风光”吧，而且我一个人扛着这么多的文化冲击吃得消吗？

但是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好奇心参加了这个竞选。

对话德国：这个职位的竞选流程是怎样的呢？

孟立秋：我首先有三分钟的演讲时间。三分钟之后，回答台下评委向我抛出的很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最后再进行表决。我的态度是真实地展现自己。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不能装懂，我知道的东西我也不会装不懂。

记得当时有一个提问：TUM已经获得了“精英大学”的称号，但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巴伐利亚州的教育改革，计划将13年大学前教育变为12年，也就是在2011年时，学校需要同时吸纳两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这是一个一次性事件，所以不能采取猛增师资的措施。那么我们究竟怎样应对这个挑战。当时我很简短地回答说，不要紧的，我在中国是1978年上的大学，跟我在一起读书的一共有十届，跟我一起上学的有比我长一倍年龄的。中国把这样严峻的难题都能妥善解决，在德国两届变一届就是小菜一碟了。

听起来有些狂妄，但我确实没有夸大事实，中国有这样的实践足以给我壮胆，所以我说两届变一届不值得大家太着急，只要我们仔细地去做计划，就能平稳过渡，不至于影响教学质量和后勤保障。

对话德国：您当时有遇到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吗？比如评审团队中是否有人对您作为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提出疑问。

孟立秋：我记得还有一个提问是：您承担独立的教席，有一个科研团队，很不轻松，同时，您还有一个小孩，任务这么多，您能兼顾吗？我说，其实这件事需要一种榜样的力量，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从小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女科学家的故事，比如居里夫人，她们都是非常神圣的形象。我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前人做到的事情我也会设法做到。同时，我也认为西方不应该总是鼓励女孩子都去做环球小姐、时装模特。社会既需要女模特，更需要大量的女科学家，如果能多一些这方面的鼓励，那么就会使更多的人去理解和欣赏精彩的有血有肉的女科学家的生活。

对话德国：您最终得知当选时是怎样的心情？

孟立秋：其实，问题回答结束后我就退席了。之后我像平时一样去接孩子继续完成日常要做的事儿，并没有过多在意竞选。我想，我已经体会了过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经历，至于是否成功，由不得我，而是由他们来判断。

当天晚上，校长给我打电话恭喜我，说我入选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另类和原汁原味（authentic）。我内心至今仍对校长给了我这个三分钟的表演机会而充满感激。

“我的路数是先做再说，通过执行力获得公信力。只有掌握话语权后才能更好传递自己的想法。

对话德国：您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连任两届慕尼黑工大常务副校长，作为管理者，您认为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孟立秋：最大的挑战也是我作为外国人和妇女的双重“另类”。所以，想法上，我跟其他管理者肯定有所不同，尽管这些想法不一定有高下之分。我遇到的挑战可分两个方面，如何取得表达自己想法的话语权以及取得话语权后怎样有效传递自己的想法。

关于第一个挑战，由于我从学术起步而走上管理岗位这一背景，为了获得公信力与话语权，我的路数是先做再说。我认为，在我没有底气的时候，凭空给人许诺是不对的。这个做法的劣势是有时候会由于来不及做成一件事情以说服他人而错失良机。而其好处是，我迫使自己静下心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办妥，逐渐展现自己的执行力，让别人一步步地由不信任变为信任我。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很多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直到某个并不怎么知情的人横空出现，捋起袖子就干成了。

其实我们作为外国人，只能这样做。我不能要求别人在看不到我的业绩的时候就来相信我。所以，为了让他们信任我，我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执行。

对话德国：在取得他人信任以后，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孟立秋：有了公信力之后，其他人可能就肯放手让我去做，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就是我想做什么，怎么做。因此而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你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其实是一门说话的艺术。而我觉得管理者在这方面要学的就是民主性，因为这涉及的一般不是学术上的对与错，而是一个灰度区域。

通常，为了将同一个想法传递出去，我会想出好几套表达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编好几套故事。然后，再接着想，如果他们有不同意见，接着有什么招让他们相信我。一开始，我会犯一个经典的错误，就是觉得我这个想法已经四平八稳了，别人没有理由说不好，但其实这有点太自恋了。在“实战”中我发现，人与人真的不一样，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别人会针对我的一个提议说出十几个不同的想法。这也很有趣，常常是他们不同意的想法比我本身的想法还多。

这种对话与“较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会思考这十几个不同想法中有几个是合理的，是我不曾想到的，又有几个是我已经想到并能给出进一步解释的。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我提出一个想法前，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想想他可能给我提出怎么样的不同意见。如果我觉得某件事没有意义或者不合理，我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想尽办法去改变并且和人对话沟通，不急于去说服对方，也不管对方的职位高低。来自多方面的意见都听听总有些好处。有时候，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并没有讨论出结果，此时我正好可以拍板决定：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而我该听的都听了，若不决断说明我自己有问题。 

“作为绝对少数时，少说“我”，多说“我们”，让占多数的群体“错觉”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对话德国：您作为中国人，在传递自己想法时是否有遇到一些特殊的阻碍呢？您有什么化解阻碍的方法呢？

孟立秋：对，我们来自中国，不是美国。在德国的学术圈子中，他们更认同北美的体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来自MIT，来自哈佛，他会非常自信地说在我们学校面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做。然而我不可能说我们中国怎么怎么做。没人理你。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客观和现实地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祖国。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总体公信力仍然不够，因此我不会拿出像北美名校出身的人的那样的自信，说我们中国怎么怎么做。

但是，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东西，中华文化的底蕴很深厚。比如，很好的文学素养，对诗歌音乐书法等的爱好，哪怕很初浅，都可以为我们壮胆。有时候看到某一情境，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中国的某一句高度凝练的智语或者某一个典故，把它翻译给同事听，对方不仅喜欢，还会接着传播，修辞功夫高深的德国同事在不少正规场合会引用说“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管它是不是真的来自中国。

总之，中华文化的积累常常帮我解围。它不一定是以自信心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自然流露。我没有那么多的自信心，也从不干拍胸脯打保票的事情。可喜的是，我们的祖国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各行各业的人才辈出，对于科研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强，使海外的华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理智和成熟，可以不卑不亢从容不迫地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工作。

当然，要做到原汁原味的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现在我难免还会提心吊胆地设想别人可能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工作中也的确领教过处处和我对立的人。所以，我现在还是处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 

对话德国：很多在德国工作、生活的华人都会面临文化壁垒而无法融入环境，您对于这些与外国人一起工作的华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孟立秋：作为外国人，文化冲突是无时不在的。所以，你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让别人接受你？我们不可能指望别人来迎合我们，我们需要首先迎合他们。要充分表现出宽容性，但又不能期望别人来宽容我们。要多开放自己，与他们的相处也不能仅是表面的接触，而是要融入（Integration），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有一个小技巧：在与他们交流时，我不说ich、ich（我），而是用wir、wir（我们）。久而久之，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忘记了我是中国人，忘记了我是女性，就不会再有这种壁垒了，也就可以开始就事论事了。如果我总说“我”，别人一看，一个妇女，她在捍卫自己，一个外国人，她在捍卫自己，这样说出来很容易引起误解。

“我不想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要活在自己的生活中。

对话德国：我们在其它报道中有看到您还参与竞聘过其它职位，比如德国某联邦局的局长一职以及德国其他大学的校长职位，但是您最后放弃了任职机会，请问您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没去吗？

孟立秋：我确实有过一些竞聘的体验，而且全是被推荐或者说服去参加竞聘的，因为我骨子里并没有争胜好强的遗传基因。但我一旦承诺试试看，就很严肃对待，认真准备和参加竞聘。大型机构一把手的岗位选拔要求很苛刻，不是几分钟的自述，而是几个小时被轮番轰炸。在我看来，作为华裔能获得这种独一无二的机会太难得了，我既要对得起介绍人对我的信任，也愿意亲历重要岗位人才选拔的全过程。只有我亲历了这些过程之后，我才有资格对它们作点评，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本位来思考：我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觉得不值得去接新招，并不是指经济效益或个人利益的不值，而是权衡在什么地方更能发挥我的特长。目前为止，我对学术研究和独立自主生活的热爱占了上风。 

“既然我有幸得到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我也希望能将所见所闻更好地回馈给社会。

对话德国：从1998年接受TUM地图学教授的位置，至今为止18年的教授生涯里，被您在《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中称为“一段小心翼翼，踮着脚尖走过的人生路”，您为什么这么来形容？

孟立秋：现在的社会发展太快了，过去的经验可能成为今天的敌人。我不能依赖我的经验来判断某些事情肯定会这样，而需要随时保持学习的能力，这是我说这句话的初衷，就是说我一定要踮着脚尖走路。这不是因为我心态不稳或缺乏安全感，而是我觉得我不能太依赖过去的经验。

有一次我跟华为公司的一些员工交流，他们说任正非总裁说过一句话: 高管要有使命感，中管要有危机感，刚入职的年轻人要有饥饿感。令我印象深刻。时代发展太快了，我必须随时加养料，加紧学习，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最好能够超越一点。危机感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的危机感不是像年轻人需要爬格子，要得到永久位置或者得到教授的位置，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多思考、多学习的话，我也会被社会淘汰出局。这不是指我具体再要去写某个算法，而是能不能站在潮流的前头去看事情，不是跟风，而是判断新的风向。我的危机感就是担心自己会失去判断力，更担心失去了判断力还不自知。我觉得学术权威都应当保持这样的危机感，因为一旦成为权威，被挑战的机会就会减少，进取心也就很容易随之减弱。虽然我们都明白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但践行它的人其实并不多。

而对于使命感，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我并非必须要去做那些事情，而可以选择安静的生活，多花一些时间在自己业余的爱好上。但是我觉得作为在德国的华裔，我有一份使命感，包括对你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祖国的使命感。既然我有幸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锻炼，我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所见所闻通过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可以是中国社会、德国社会乃至全球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