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期 | 隐形冠军的摇篮 | 慕尼黑工大前副校长孟立秋解读德国高校之谜

对话德国：学校在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好奇心的同时是否会遵从某些准则性的前提条件呢？

孟立秋：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高校的使命上了。就是即便完全鼓励学生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也应保证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不能有害于人类。无论放在现在或是500年以后，我们都不能够研究如何加速地球的灭亡。所以，高校有责任训练学生的判断力。一个人要具备足够的底气才有判断力。大学要让学生知道他的研究跟生态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适当地疏导学生，哪怕你是做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最好能让环境更绿色，更好地实现能源再生等等。比如，北美一些学校十分依赖企业或校友的捐献或赞助，如果学生判断力强，他们会思考是什么企业在赞助我们的研究，如果是烟草公司，这钱我不要。这样一种判断可能有时会给学校的资金带来瓶颈，但是学生的抵制从量变到质变，可以迫使企业朝良性方向发展。

“一流大学的标志是其优质的校园文化，学生受其熏陶并乐意反哺。

对话德国：您认为像慕尼黑工大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怎样的核心竞争力？

孟立秋：首先，我们来看看怎么定义一流大学。这个很难。世界一流大学有各种各样的排名，这个指标有其统计意义。就像TUM在五六个不同的排名体系中都稳定在40至60名，这说明总体它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排名。想要保持核心竞争力，校园内外的人才很重要，校园文化更加重要。如果你去哈佛、耶鲁，就会发现，它们都有非常优质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实际是学生的营养汤，进入校园，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这就是一流大学的标志。这些东西无法量化却可以感知。在这个文化中，人才是充分自主的，自主研究、自主教学，政府不加以干预，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校园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受这个文化的熏陶，如果一个人足够优秀，他还可以给这个文化反馈一份新的文化。简言之，一流大学离不开这样一种生态环境。

对话德国：大学应该如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校园文化呢？

孟立秋：打造这种文化不是通过一两年的冲刺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大学跟企业不同，企业可以成立了、关闭又再成立，大学需要的是可持续性，这要靠适宜人才成长的校园文化支撑。在欧洲，除了罗马教廷，最可持续的机构就是大学了。有的大学一经开设延续几百上千年，积累了厚重的文化历史，屡经改朝换代都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大学的发展也需要改革者带来新的风尚，所以德国10年前出现了Exzellenzinitiative（德国大学卓越计划）。这也是国际范围的竞争带给德国高校的刺激，高校在竞争中意识到了自身欠缺的东西并希望通过改革加以弥补。

“美国推崇英雄主义，一个人走，可以走得更快；德国推崇集体主义，一群人走，可以走得更远。

对话德国：您刚也有提到美国的高校，对比中、德、美的高校，您认为它们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有哪些不同，各自分别有怎样的优势与劣势？

孟立秋：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相信已经有大量调查文献可查。我从我所了解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其中可能也有偏见。

首先，美国高校数量与种类都很多，2000多所，其中可以分为一流、二流、三流到N流，水平参差不齐。有公立与私立，有州立与社区等，顶尖的大学私立居多，它们对捐助非常依赖，对校友也很依赖。这种依赖也促成了它的校友文化，学生进到那个学校就非常自豪，即便出钱也很光荣。

另外，美国文化里鼓励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大学文化也与其息息相关，提倡顶尖。在这种鼓励下，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想创造历史。美国从中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鼓励精英教育，并在大学教育继续延伸。美国的亚裔民族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强大推手。

中国人很认同北美的精英教育，因为中国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即使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就业市场越来越多元化，家长们依然希望子女不输在起跑线上，望子成龙的迫切心理也成全了不少人才。物质刺激下，人的创新力是很强的。强大的个人动机，明确的名利观，都是符合人性的。被社会接纳、认可乃至追捧是人生的重要价值，争当第一名是美国和中国教育的共同特点。

而德国是一个福利导向的国家，尤其在经历了两次战争后，整个民族更是对“个人英雄主义”避之而不及——一个狂人就可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英雄主义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德国的创新文化是鼓励集体主义，即团队协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高校排名前50难得有德国高校，而在200名内却有一批。德国的大学，呈现出一种很整齐的“高原现象”。

但是，由于德国教育体系不鼓励冒尖的个人，也让它在某些方面很吃亏。比如，外国学生来德国时都会问，哪个学校最好。德国人说不出来，觉得都挺好。别人就会很郁闷，认为这不符合常理。有的大学可能会拿出某次最好的排名来哄哄大家。但是，这不是德意志教育界的主流文化。

最后一点，总体来讲，在大学法规特别是合规意识方面，德国和美国的高校都比较健全，相比之下，中国高校还有差距。

对话德国：您提到德国推崇的“集体主义”让德国高校在某些方面很吃亏，我们想知道，在国际化的今天，德国是否也有受美国的影响在高校教育上进行一些改革？

孟立秋：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对于德国高校，它们鼓励集体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公立大学居多，水平比较整齐，对政府投资的依赖较大。在一些探讨高校建设的国际舞台上，我曾强调说，德国企业里有很多隐形冠军，工业这么强，人才都是从大学引入，不可能没有好大学。因此，德国大学是隐形冠军身后的隐形冠军，就是双隐形。这也导致了它能见度较低，存在感较弱。在德国待久了会替这些大学打抱不平，教育质量很过硬，却得不到全球精英人才的青睐。

现在，德国政府也希望改善一下高校“过分隐形”的状态，所以提出了精英大学计划，目的是在高原上再拔出几个山头。但是这些山头的底座是很高的，而不是平地起山峰。这可能也是德国未来若干年会保持的一种状态。适当引入竞争，但不会鼓励“你死我活”。

对话德国：如果从高校的长远发展来看，您更支持“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或者说，针对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孟立秋：德国与美国的文化对比是很强烈的，我们也说不上谁好谁坏。如果鼓励个人主义，就像一个人走，他可以走得很快；如果是一群人走，不快，但可以走得很远，因此持续性很强。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走得远”的模式更适合大学。企业，则更需要“走得快”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来获取一些突破性创新。不过话说回来，优秀的企业也极为重视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

中国目前的状态效仿北美较多，并有赶超的雄心壮志。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量化的指标容易赶超，校园文化的建立却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我们有责任为某些形式多于内容的竞争降温，让大学走得更加理性，更加多元。比如，不是一定要去名校，非名校里也有很优秀的师生，这就是德国的状态。重要的不是学校的牌子，而是你所想跟的名师在什么学校。

对话德国：您觉得这种集体主义对于德国的工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

孟立秋：尽量埋头苦干、避免出人头地的集体主义，适合于渐进式的创新和实业的巩固，但不利于另类的革命性创新。但是，这次工业4.0是个特例。

过去的许多年里，德国人也在反思渐进式创新的弊病，寻求一些飞跃性的进步。所以，他们希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掌握主动权，它的驱动力是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大家都知道，Internet 并不是在德国诞生的，但德国人很自信地说：“美国有 Internet，但我们有 Things”。有趣的是，工业4.0这个概念在中国被炒作得最多，甚至已经涌现了一批研究工业4.0的专家，而德国人反倒并没有一天到晚把工业4.0挂在嘴上讲，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是一个务实的国家。

“衡量论文发表数量就像是测血压，限定在两个阈值之间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对话德国：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向美国的高校学习，把教授、科研人员、研究生的论文发表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您觉得德国的科研人员在论文发表方面与美国相比有什么区别？其原因是什么？

孟立秋：显著的区别就是比美国少，因为德国不在乎这个。美国之所以要以论文来作为考核指标，与它的 Tenure Track人才竞争制度有关。

德国早些年是没有Tenure Track制度的，只要评为教授都是永久教席，因此没有需要通过发表论文来证明自己的心理压力。应聘教授的门槛很高，往往需要熬很多年，经历很多关口。比如，工程类的教授位子注重动手能力而不是论文数量。一般而言，到45岁左右才能如愿以偿获得终身教席，一旦进入就可以很淡定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当然，其中可能会有1%左右的人懒惰，不创造业绩了，但那是非常小的比例。因为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就体会不到存在感，即使旁人不抱怨，自己就已经很不爽了，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是很有觉悟的教授。

而北美的 Tenure Track体系，是一步步爬格子，也差不多要坚持到45岁左右才获得终身教职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而爬格子的这一段时间很可能是一个人创造性及能量最旺盛的年龄段。此外，从名誉上来说，助理教授已是教授了，和终身教授享有同等的学术权利，只不过物质待遇低些而已。

对话德国：您认为“发表科研论文”这件事本身对于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重大意义？

孟立秋：发表科研论文毫无疑问这是研究人员的重要使命之一。从历史上来看，17世纪出现了现在所说的科学1.0。简单来讲，就是学者们发现如果他们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却不发表，不让别人知道的话，就会阻碍技术发展的速度。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跟别人共享，而共享的方法就是把它写出来。因为地域是有限的，口口相传和通过书本传播还是不一样。另外，那个时代印刷术成熟了，也使得书籍可以畅销。所以，科学1.0就是帮助科学家，通过发表文章分享思想，同时使自己得到认可。

后来，出版社逐渐发现，这是一个挣钱的渠道。科学家发表文章，出版社就变成了一个知识供应商。德国在知识供应商这个角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看世界排名，就会发现德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出版社，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版社的密度比德国更大，这说明了它在传播知识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如果知识供应商把它的责任过分夸大的话就变成了一种功利。以前科学家出版东西，会得到稿费，属于他的辛苦费；而现在，非但没有稿费还需要版面费才能出版，而且增生了很多新的期刊，靠科学家们的勤奋写作和勤奋花钱来盈利，而科学家又靠文章的能见度作为一步步爬格子的敲门砖，这真是一个怪圈。

所以，现在有科学2.0的说法，大家希望矫正一下怪圈里过热的势头，提出开放科学。就是说你一有想法，就在公开平台上提出来，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来验证这个想法，使想法能够很快成熟。而你最初的想法是其中最难的部分，因此你也享有原创者的称号。“开放科学”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就规范、伦理等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对话德国：可以看出，您支持通过发表论文来促进交流与科技进步，但也反对一味追求论文数量。科研人员应该怎么权衡取舍呢？

孟立秋：其实这些年，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以数量为导向的结果是使数量枪毙质量。打一个比方，就像喝酒，一杯酒正好，两杯酒太多，三杯酒就不够了。像我这个年纪，如果说我发表了200篇文章，那么是正常的，但如果发表500篇文章，难道还正常吗？其实对于每一个年龄需要找一个平均值，大致应该发表多少是正常的。就像测血压，低阈值和高阈值，绝不是越高越好或越低越好。那么满足这个区间，在求职时，这个审核指标就是合格的，而过度强调绝对数量的比较，追求超常就是不对的。

开放科学的优势就是数据越来越多，你想要了解某个学者好不好，就可以查他发表的文章。不要看数量，而是一篇篇下载下来看看有多少重复的，这样可以帮助你判断这个人的水平是真好，还是假好。

“将一部分终身教职转变为Tenure Track，使外流人才回流，同时引进更多国际人才。

对话德国：您在2014年接受《科技日报》访谈的时候聊到TUM正在进行终身教授聘任制度改革，引进了Tenure Track制度。请问推行这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立秋：对，我们在第二轮精英比赛时引进了Tenure Track制度，这是TUM在其创业型大学的定位下，提出的有别于其他高校的措施。但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头脑一热。我们并不打算全盘否定现有体制，而是希望做一个尝试。

提出Tenure Track是有其历史背景与市场需求的。很多德国毕业的精英学生由于得不到教授位子而流失了，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北美很多研究者的名字是德国名字，就是德裔。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措施把这群人当中最优秀的一批招回来，这也有点像中国的人才政策。而把他们招进来的唯一途径就是设置Tenure Track，因为这些人在北美也已经习惯了这种体制。因此，我们适当地将原来的永久职位部分变为非永久的，让大家来竞聘。

同时，Tenure Track相对于终身教授也可以适当地降低年龄要求，比如，以三十五岁为限。

对话德国：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吗？Tenure Track怎么与德国现有的终身教授制度衔接？

孟立秋：我们将现有教授位置的四分之一转换成Tenure Track。具体运作上，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编号，对号入座。原来一共五百多个教授位置，其中一百个现在变成Tenure Track。并非完全一对一转换，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从一个终身教授位置变为两个Tenure Track位置。因为一个教授需要配备一个团队，而Tenure Track不含团队。当然，获得Tenure Track的人可以依靠业绩，在6年内获得很多横向、纵向的项目而形成团队，但是这依赖个人努力。最初来时，除了一个位子，不配备更多人员。他们在入职时获得一笔津贴，拿着这笔津贴先招一个博士生，然后再去申请新的项目。所以编制上来讲，两个Tenure Track相当于一个教授席位。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这个方案，同时也要跟州政府协商，在不增加州政府任何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自行改革，还要告诉政府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办法吸引年轻人，吸引外国人，而且引进的这些人才可能是在能够出成果的最有干劲的年龄。我们有个预测模型，在进行改革后，发表文章总数比之前多一些。

对话德国：在Tenure Track期满之后，有多大比例的人员可以获得终身教职？

孟立秋：就未来期满时会有多少人通过，我们暂无明确指标预设，但估计比例是50%左右。在北美，不同学校也有不同的政策，有的学校是一个都不留，就是永远是流动的，就变成一个6年的博士后流动站了；有的学校里可以留70%到80%。所以这个应当是因地制宜的。

对话德国：目前看来，这个改革进行得是否顺利？在改革中是否有遇到什么阻碍呢？

孟立秋：目前，改革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通过改革，的确达到了回流海外人才、引进国际化人才的目的。为此我们还有配套的措施。比如引进的人才不会德语，我们就将相应的硕士学位改成英文授课，满足这些人的课时量，同时也使TUM获得了更加国际化的声誉。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专业不适合Tenure Track，比如机械制造。试想如果你是一个机械制造的教授，与工业界有千丝万缕的项目联系，结果突然被一个对当地工业界完全陌生的外国人所取代，搞不好会弄砸几代教授创下的品牌。我们对此也有考虑，所以兼顾不同的专业做出调整，同时还要跟教授们解释清楚改革的原因获取他们的理解。

我们也是做了种种调研后才提出这样一个适合德国大环境的改革措施。

““欢迎文化”帮助到访者建立“主人”意识，“欢送文化”让每个毕业校友成为学校的“使者”。

对话德国：您刚也有提到国际化，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德国高校的国际化？您在担任TUM副校长期间，是否有在这一方面推行某些特别的措施？

孟立秋：德国目前的国际化，有其特殊德意志情结影响下的特定缺陷，典型的就是他们不太容易信任别人。德国人对待新来者，首先是抱以不信任的态度，可能是表示怀疑，或者是完全推翻你，所以在德国的大学里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客座，很难真正成为主人。

尽管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客座”的感觉有时候也有自身的缘故，比如不肯学德语，这样，你怎么让别人觉得你是主人。但是，如果你说了标准的德语，他们还不认同，那就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因此，在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我说我们必须要改革，引入好的校园文化，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有欢迎文化和欢送文化。“欢迎”就是让每个“客人”都觉得自己是“主人”；而“欢送”就是让每一个出去的校友都成为我们的使者。

对话德国：您提出的“欢迎文化”与“欢送文化”真是一对非常有趣的概念，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两种文化是怎么得以实现的吗？

孟立秋：比如建立校友通讯录为校友提供再培训可能性。德国大学之所以欠缺欢送文化，是因为它没有校友传统，不像北美那样需要依赖校友捐赠。我们TUM的欢送文化虽然无法与英美体系相比，但已经算启动较早的了。我们有比较详细的校友通讯录数据库，其重点也不是为了从校友处拉赞助，而是为了在未来为他们提供再培训的免费条件，让校友感到曾经属于这个学校，将来也还可以从学校获得更多的培训资源。能够享受学校提供的服务，校友才能更加认同这所学校。

另外，关于证书的发放，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不要邮寄。举办一个毕业典礼，会让毕业生们，尤其是德国学生感到非常温暖。取得学位不容易，他们会带着三姑六舅来看看这光荣的时刻，希望与亲友分享自己的快乐。同时，如果他们觉得经济状况允许，愿意捐献，那就自愿。这不是校方拿个箱子请你无论如何要捐献。德国纳税人已经交了很多税了，我们不能再“压榨”他们，而是需要自愿。

“国际化是对未来的投资，其实质重于形式。

对话德国：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非常重视国际化，比如清华大学与世界范围内很多高校或机构都有合作，包括2014年底，与伯克利加州大学联合成立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2016年9月，清华大学跨文化全球领导力项目——苏世民书院迎来首届来自31个国家的110名学生。您对于国内高校的国际化有哪些建议呢？

孟立秋：国际化很重要，它是对未来的投资。从全世界的格局来看，不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与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英美体制下，国际化表现为进多于出；中国表现在出多于进；欧洲持平，但是输出目的地与输入来源地不对等，送往英美的人多，而从中国引进的多，但从数量上输出与输入大致相当。

从国际化发展步骤来看，也是循序渐进的。最简单的就是人员交流，其中包括学生交流和教学研究人员的交流。但是，在人员交流层面上也是有一些区别的，这取决于我们关注交流的实质还是形式。中国的不少高校规定，晋升教授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在国外有半年以上的经历。当一个人觉得他所有的资历都全了，只剩这半年的硬性指标，难免会挖空心思地找一家名校，无论专业方向是否对口，作为接收单位来满足这半年国外交流的形式主义要求。TUM也鼓励教授们每隔几年就出去半年，把行政事务全部放下，免掉教学量，去境外另一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这由每个教授自己支配，而不是规定某一时刻必须完成。我自己马上也要出去一段时间，尽管我并不需要这种资历，但我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充电，这是实质性的国际交流。

另外，就国际化的多元性而言，中国高校还有可改善空间。目前的中国高校，尤其是名校，依然过于单一地仅认同英美体制。我走访过中国很多高校，其中大部分都是985高校，校领导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但是一提到国际交流，他们列出的单子都是说自己跟哈佛、MIT、剑桥、牛津有合作交流。有时因为我坐在那儿，对方可能出于礼貌临时添上TUM。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眼中并没有德国的高校。

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德国高校是个高原，说不上来哪个最顶尖，加上老百姓对德语不熟悉，因此不能在讨论时起到抓住人眼球的作用。原因之二是德国高校领导到中国走动的也太少，对中国理解不够，此外，德国高校不收学费也使高校领导并不急于了解中国的生源特点。

尽管我能理解双方的心态，但是试想，如果高校领导之间都有这样的距离感的话，我们怎么指望校际间展开战略性的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比如从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中学到东西呢？

所以，中国高校内由上而下都需要强化自己的意识，这倒并不是为德国高校做广告，而是国际化、多元化所必须的措施。国内领导太在乎指标，仅从形式上关注排名，而不是仔细了解大学的其它特色。

英美高校因为在中国的能见度很大，所以一些中国高校成了它们的人才加工厂。德国高校在这方面似乎有点过于坚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淡定。但德方值得中国高校学习的是，在推行国际化的时候，不仅要争取成为精英大学，同时也要扶持第三世界，培养能力。短期看来，这样做是在输出，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对全球未来教育的投资，所以也是值得的。

另外，就高校内国际生的比例来看，由于中国高校暂时较难引进西欧、北美名校的学生，所以亚洲、东南亚地区或者非洲地区的学生占比较高。有时看上去一个学校国际生挺多，但仔细了解便发现其布局是有欠多元化的 。不过，至少多数高校有强化国际化这一意识，这是对的。

此外，战略国际化是分阶段的。目前不可能要求中国高校实行一体化的国际化，比如几个德国同学跟中国同学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因为他们语言可能跟不上。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法往往是设立一个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全是外国人。但是国际学院中的学生没法与中国社会接触，没法与中国学生接触，这又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封闭和隔离。

这方面我们需要多动脑筋。比如多开设一些英文专业课，让中国学生进入那个国际学院，跟国际生们一起上课 。在TUM也有人提出过设置专门的国际学院，当时我就不同意，坚持必须混合在一起，我说德国学生有这个能力，跟外国学员同吃、同住、同做练习。高校的国际化，其实也是一个相互作用。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体制差别，会给双边科研项目的对接带来一定阻碍。

对话德国：TUM目前与国内哪些高校有哪些方面的合作呢，或者说，TUM可以给国内的教授、学者、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在德国学习、工作，知道TUM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TUM，让他们能够抓住学习、交流的机会。

孟立秋：交流的渠道很多，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项目。首先，一个典型的交流渠道就是中国学者过来攻读博士学位，尤其是CSC项目，我觉得非常好。有的学生也拿DAAD奖学金或者作为洪堡学者等等。另外，欧盟范围内有一个项目叫作Erasmus，但只针对欧洲同学。因此为了使欧洲以外的同学也有同样的交流待遇，TUM在本科生与硕士生层面，设置了TUM Exchange这个项目，给予外国学生交流机会及资金支持， 跟中国也有许多合作高校。

此外，还有暑期班，比如在清华就有类似的暑期班，由DAAD赞助，里面除了清华的学生，国内其它高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还有在慕尼黑开展的针对全球学生的暑期班，每年6月到8月底，有以德国企业文化为主题的，也有设置在每个学院的更加专业性的。这些暑期班主要接收3年级本科生，或者本科最后一年与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针对全球范围开放网上申请。我们希望暑期班里的学生不仅仅是中国学生，也吸收包括北美在内的全世界各地的学生，让他们来尝试一下德国的体制。其中一些人参加完暑期班后就直接报名申请硕士，这也是TUM争取生源的一个途径。

另外，在两个合作院校之间，会有一些双边的科研合作项目。两个学校同时申请，对等资助，在研究中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合作。比如研究生院有这种项目，类似于DFG（德国科学基金会），申请时评估很严，但是一旦得到，就会保证两边院校各有一名博士生参与项目，实则也促进了两个团队之间的交流。DFG层面也有中德的双边项目，这也是一种渠道。

但是，由于两边体制不同，有些渠道不太畅通。国内是“计划经济”，人来了以后再找项目；而德国是“市场经济”，项目来了雇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合作起来会有一些交流障碍。因为德国人习惯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博士生来了以后，他希望从事研究的这几年中一直与中国团队中的同一个联系人对接，但是中国在这项目期间则可能更换了三五个人。这种一对多的交流有时会让德国人摸不清状况，不容易把握项目进度。这个需要磨合，但总体合作还是很不错的。另外还可以进行人才流动，比如我们派去或对方派来研究员，进行大概三个月的交流。

除了项目合作，有一些学校肯定也会提到跟我们办联合分院，不过这种合作方式并不适合德国。首先，劳动法或者是大学使命本身对此有限制，因为德国高校作为公立大学，其使命首先是培养纳税人的子女，使他们成为当地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或者在当地创业，而办分校则意味着去培养境外人才。另外，尽管有些教授认为办分校后可以通过兼职获取额外的个人收入，但对校方来讲，德国的高校不像英美高校靠学费作为收入，所以并没有办分院的经济动机。相反，办分院会将师资精力打散，未必有助于高校的发展。

“如果在德学习却仅与中国学生合作，即便做出好项目也失去了来德学习的意义。

对话德国：说到学校，离不开学生。您现在带的学生中，德国学生与国际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呢？是否有中国学生？

孟立秋：我的团队非常国际化。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的缘故，国际学生愿意到我的团队来，其中也有两三个中国CSC奖学金的学生。我也一直注意不能让中国学生的比例过高，而是鼓励多元化。总体来讲，如果按16个人来算，其中大概10个德国人，6个国际学生，其中包括2个中国学生。

对于中国学生，我规定他们工作时间不说中文；另外，我也会要求他们去补习德语；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多与其他同事、与社会交流。

对话德国：从您接触过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来看，您觉得他们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孟立秋：中国学生与德国学生各有其长处与不足。总体来讲，中国学生是非常可靠的，只要他真的在乎学习，就会卯足劲做到很好。即便一时落后于别人，也会通过加倍的努力赶上。这一点是中国同学可贵之处。

中国学生的弱势表现在批判性思维较弱，也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在社交的时候喜欢“扎堆”，但在学习上却更愿意独自钻研，倾向沉默，不喜争论；比较在乎竞争与排名，潜意识里争取当第一，很少或者较少考虑成为唯一。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在交流方面，德国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家中他们也与兄弟姐妹在互助和对抗中成长。而中国学生中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加剧了他们独来独往和自顾自的倾向。这里并不是说谁对谁错，但是我相信抱团有抱团的优点。看上去随意的交流其实就是一种学习，而且是快速的学习。因为看书、听课的方式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学习，而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则是在不断地刺激你的大脑，锻炼你的思辨能力。如果我们中国同学来到德国却不利用多元化的校园环境去跟德国同学思辨，那是十分可惜的。

TUM的中国同学通常都来自国内很好的大学，所以他们的天资、基本功都非常好。如果让五六个中国学生去做一个项目，他们做出来的内容、质量、速度等等可能会远远超过五六个德国同学组成的团队。但是，我不禁会问，如果这样，在德国做完这个项目跟在中国做又有什么区别呢？做项目只是留学的一部分，我们更应有效利用海外的文化背景锻炼其他方面的能力。

很多的好想法都是在跟别人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产生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从项目的纯学术角度来讲，尽管质量和速度可能有所下降，我也会鼓励中国学生，不要放弃这样一个和德国同学交流学习的机会，它的增值效果是长期的。

当然，克服语言上的怯场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也回归到话语权的问题上。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在有足够的能力驾驭话语权后再去发言，但结果往往是错失良机。有时候真的需要争夺一下话语权，获得话语权后又要锻炼自己不要让它重新丢失，一个人的话语权需要非常丰富的知识去壮大，这也是一个训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