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期 | 时间管理 & 中德合作 | 访慕尼黑工大前副校长孟立秋教授

“我认为人生有趣的地方在于，不仅要懂得给自己肩膀上慢慢加码，有时候也要慢慢减码。

对话德国：孟教授，您身兼数职，对于平衡工作与家庭，有什么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吗？您在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时间上是如何分配的？

孟立秋：我觉得同时把两样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不太现实，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矛盾，所以我只能把时间按周规划。比如一周需要在学术上花费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应该要花多少的时间。总之， 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兼顾到孩子的正常生活与学业。 养育孩子也是我最长的一个项目，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孩子现在已上大学，证明我的心血没有白花，一边当教授一边关心孩子成长是可行的。

我觉得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权衡虽然不易，但也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困难。有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瓶颈，使自己处在局促状态中，但之后还是可以写书，出去开国际会议等等，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耽误。所以遇到瓶颈时不必惊慌，自己一定要想清楚，困难是暂时的，明天会更好。

对话德国：让您觉得局促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孟立秋：比如说孩子经常生病的年龄段，你无法预料他明天是不是会发烧。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约了会议或者某些申请材料快到截止日期。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个合理的时间表，算入一些可能发生的时间上的透支，但不会太逼着自己一定要按时按点地做好，有时也需要适当地放掉几篇文章或者是几个项目的申请。孩子在特定的成长时段会容易生病，这时候我可能会给自己减一些任务。

我认为人生有趣的地方，就是不仅要懂得给自己肩膀上慢慢加码，有时候也要慢慢减码，合理地减码，不要让自己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我相信很多人在做母亲这门课上都是自学成才的。

“科研用左半脑，管理用右半脑，左右开弓，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对话德国：您是如何分配科研与管理工作的时间精力的？

孟立秋：我觉得，理想的情况是各占一半。目前我差不多花至少一半的时间在管理上。

当然这里涉及对管理的定义，有时候管理也是科研，比如说协调一个项目，其中你需要真正去写算法，但同时也还要协调团队中的其他人，保证在特定时间提交论文，这属于科研管理。如果把管理再拓宽一些讲，还包括战略决策管理。这种管理涉及到的事情与本专业不一定挂钩，有可能是在一个宏观层面参加智库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工作。我现在每周至少要拿出一天时间来做战略决策管理，虽然这部分工作与我现在的教授职位并没有直接关系。

对话德国：那您更喜欢，或者觉得哪个角色做起来更轻松一点？

孟立秋：两个都喜欢。我在做管理工作之前，无法想象管理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这可能与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有关。我是学理工科的，从小一直是凭考试成绩开道，做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没有别的念想，一门心思地学专业知识，并没有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想象不到管理也涉及到很多学问，甚至可以称其为一门艺术。

自从自己做了管理工作以后，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重要。如果我只做学术，我只用左半脑，要管理的话我要用右半脑，这两边的脑子都用，对我没什么坏处。左右半脑同时开弓，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两样工作都是蛮喜欢的。喜欢不一定代表里面没有困苦，但只要是你喜欢的就不觉得是真正的困苦了。

科研与管理，一个是跟事打交道，一个是跟人打交道。可能做管理的难度更大一些，因为当与人打交道时，还需要锻炼情商。

对话德国：您从2014年起，从副校长职务卸任回到研究所继续做学问，您能分享一下这两个职位有什么不同吗？

孟立秋：从副校长职务上回归到研究所教授是一个重新回到研究一线的调整过程，是我自己的选择。从心理上没有任何难度，反而轻松了一些。因为我不必参加大量的常务会议了，每天预料之外的事务也减少了很多。以前当副校长期间需要处理太多的杂务，现在我重新获得了一些大块时间，有时候竟然可以拥有一整天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安静备课或修改博士生的论文，很享受。

我在决策层工作了将近8年，相当于把我从研究状态推了出去，对研究所的损失是挺大的，8年里很多项目陆续到期没有再续，因为我没有精力自己去写申请，尽管有时候让研究所里的员工去写，我再修改，但有些项目还是搁浅了。

对话德国：在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中，您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孟立秋：回到研究所，重建研究团队，难免感到有时间压力，就像长跑最佳状态的时候离开，隔了这么多年回来继续长跑肯定不在最佳状态了。我能不能很快把这几年的功课补上，能不能判断清楚行业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离国际上最好的标杆团队多远多近。如果很远，我怎样追赶，是否需要弯道超车等等。

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我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着手重建团队的时候，其实还经常被校领导派差，校长满以为能够说服我继续第三个任期，因此没有及时物色继任者，后来继任者终于找到后又因其它原因空缺一段时间。所以我当时分管的部门领导还经常跟我商量公务，使我依然不能全力以赴做学问。直到去年我才差不多完全让自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回到坐冷板凳的科研状态里，并可以花较多时间和博士生们进行大脑风暴，为算法争论了。

所幸的是，管理这门艺术将我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角视野，我现在俯瞰本专业的发展现状，感觉自己其实没有脱节，反而有了比以往更加开阔和新颖的思路，特别是密集的智库活动和国家层面的科学峰会，为我创造了不小的信息优势和预见资本。所以，我并不担心带不好一流的学术团队，也不存在追赶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艺术和专业学术是相通的。

“真正热爱研究的科学家靠的是激情，相比激情，任何物质奖励都显得苍白无力。

对话德国：您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还谈到了德国的项目评估制度，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孟立秋：评估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分项目评估、人才评估、机构评估等。

以项目为例，德国大学需要竞争才能获取的项目有不同的来源，比如州政府、德意志联邦或者欧盟，所以存在不同竞争级别的项目评估。总体来说，需要精力投入的同时还要保证评估的公平。项目评估的结果只设置了通过与不通过，项目结束后验收时也只设置合格与不合格，一般不设奖。如果设奖就要相应地配给额外的管理资源来研究评奖标准，组织评奖，监督奖项的落实情况。没有奖项，大家就自然而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项目的内容上。

德国科研系统中有限的几种奖项都是针对个人的贡献而不是具体的项目，比如莱布尼茨奖颁给基础研究杰出并且长期以来保持杰出业绩的科学家，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协调不同团队共同研究或者提出重大战略思想的科学家则被授予某种骑士奖章，作为对其一生对科学事业贡献的表彰。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评估体系。

对话德国：那您对中国的项目评估体系有什么建议？

孟立秋：我觉得中国应该设法把大大小小的奖逐渐减少甚至取消，因为奖太多的话除了增加管理成本以外，还会降低奖项的含金量，也容易导致人心涣散，因为不比时大家反而更能心平气和地做事。适当嘉奖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积极性，过度嘉奖却会阻碍团队之间的真诚合作。真正热爱研究的科学家靠的是激情，相比激情，任何物质奖励都显得苍白无力。

另外，在项目的评审中，中德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讲究人情。人情至上有它的优点，人情使你感到温暖；而德国对事不对人，没有这种“温暖”，所有人都在起跑线上重新洗牌，实际上这样是相对公正的，尤其是对于新手，也可以防止学霸的形成。比如说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去同台竞技，我的学生可以超越我，我并不因此感到没有面子，相反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扶持新手。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别扭，甚至会很欣慰“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基金是德意志文化的一部分

对话德国：您2009年在接受《神洲学人》采访时提到了希望成立顾问基金组织海外专家人才参与国内的项目咨询评定工作，可以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孟立秋：我是出国之后才接触到基金这个概念的。基金是德意志文化的一部分。

单从两三年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德国大大小小的基金会有大约两万个。绝大部分的大企业都有基金会，用于支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智库活动。除了一部分基金会明确要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外，大部分基金会带有公益性质，投资科技人才的建设，而不限定任何具体的目的。其实这是一种更加聪明的提高企业文化形象的方式。大型基金会也经常跟科学院联手做项目，社会效应非常好。我本人若应邀参与，只要时间允许，不会推辞。

比如说今年4月底，博世基金出资，由德国科学院组织师资，在亚琛附近的于利希研究中心为资深新闻记者举办一期培训班，题目叫做“潜入科学——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向新闻记者介绍大数据时代鉴别媒体消息真伪的方法、脑科学的发展以及计算机深度学习的前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媒体是阴谋论的重灾区，尤其是德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难民潮，老百姓格外关心媒体和新闻记者持什么样的立场。立场若站错，会在社会上出现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应邀担任其中半天的课，因此有机会和记者们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现状。

对话德国：除了您提到的企业基金会，德国的高校也有基金会吗？

孟立秋：有的，比如慕尼黑工业大学 (TUM) 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基金会，叫TUM基金会。基金会成员都是富裕的个人或财团。他们每年缴纳一笔相应的会员费，为研究者们雪中送炭。有时候大型的项目申请虽然获得批准，但是缺一个几百万欧的基础设备，基金正好可以把这个缺位填上，而且不需要复杂的批准程序，这样帮助我们提高了大学科研的灵活度。而且TUM基金的初衷是公益社会与国家，没有商业盈利的驱动，属于慈善公益。

对话德国：您对在中国成立一些基金会有什么建议？

孟立秋：中国的民间正在出现类似性质的基金，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依然热切希望出现一个公益基金会专用于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海外人才资源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献计献策。

要知道，除了应聘国家和地方各种引智计划而回国的人才以外，还有大量正在海外各种重要岗位上的华裔科学家，这群人在当地的人脉资源以及自身的知识结构都是无形资产，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掘。你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滋味，一开始就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关于慈善公益的意识比我们这一代强，你们也的确更有精力和兴趣去投入社会的公益服务。

相比之下，你们的父辈却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解决温饱问题，走上小康之路，若能在海外立足就已很了不起，虽有心从事公益服务，却余力不足。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一代人去完成几代人的使命。

德国和美国的慈善公益机构比较完善，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中国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边干边学，需要不断应对新情况，让文化发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所以我对你们这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能把文化公益事业做起来，希望你们能跟一些有良性资产或生态意识强的企业合作，组织基金，通过基金来促进智库的活动。